③ 从在本地开始的不孕症治疗,最终还是奔赴首尔
所有开始接受不孕症治疗的夫妇,最大的心愿都是“做一次治疗”就能立刻成功怀孕。典型的不孕症治疗——体外受精(试管婴儿)治疗,其怀孕成功率约为30%至35%,已报告给大韩产科妇科学会。但数字终究只是数字,根据个人身体状况不同,成功与否存在巨大差异的,正是不孕症治疗。年龄越高,治疗次数往往越多。国内不孕不育夫妇的平均治疗尝试次数为7次。40多岁人群中,治疗次数在10次以上的比例急剧上升。往返医院的地方夫妇,随着时间推移,在体力、心理、经济方面的负担只能呈指数级增加。
地方医院建议转至首尔……“度假季在路上就要花5小时”
从江原道原州前往首尔进行不孕症远征治疗的Oh Seunghyeon(化名,37岁)今年7月更换医院时向记者吐露,最难的部分是协调日程。结婚4年的她,今年2月在原州一家大学医院首次取卵,正式开始试管婴儿治疗。在这家距离家开车10分钟的医院里,她一直做到宫腔胚胎移植阶段,但未能得到理想结果,最终在7月转而前往首尔就医。
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在2021年以600余名接受不孕症治疗的女性为对象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65.4%的受访者有过转院经历。多数是在未能怀孕的情况下选择转院。在有转院经历的人当中,超过一半转往了居住地区以外的医疗机构。尤其是居住地区为“济州/江原”的人群中,转往其他地区医院的比例高达80.0%,为各地区之最。从转往医院的地区来看,像Seunghyeon这样前往首尔的比例最多,达到55.4%。相反,居住在首尔的人转往其他地区医疗机构的比例最低。
长距离治疗从预约医院日程开始就受到影响。个体经营者Seunghyeon为配合工作时间,必须在下午2至3点前赶回原州。她需要在早上7点前从原州出发,在首尔于上午结束诊疗后,再自己开车回家。乘坐城际巴士很难卡准时间,她只得不停歇地往返200公里。若因月经周期等原因突然需要前往医院,就会十分棘手。每次往返最多要花5小时,而主治医生的出诊时间又因星期不同而变化,要在合适时间赶到医院本身就并非易事。
尤其是去年8月,叠加度假季这一变量,路上耗时比平时增加了一倍。Seunghyeon那个月仅为准备取卵,就总共去了9次医院,多的时候一周要3次往返首尔看病。她开车往返5小时,却有一天诊疗在5分钟内就结束,她表示“真的很空虚”。试管过程本身就难免压力巨大,再加上协调日程、花费长时间移动,更是雪上加霜。
高昂的不孕症治疗费用之外,交通费也被“顺带”加在了头上。她回忆,在原州医院就诊时只用考虑医药费,但转到首尔医院后,连同往返油费和高速公路过路费在内,每天所谓“扔在路上的钱”就有7万至8万韩元。“今年年初,丈夫也因为重伤而在首尔的医院就诊。我又开始跑不孕症医院,他还说‘今年去首尔的次数,好像比我这辈子去首尔的总次数还多’。”
为要孩子,3年间辗转光州、盆唐、首尔,最后到大邱
进入不孕症治疗第3年的Tak Eunae(42岁),最近从一直就诊的首尔大型医院转院到大邱一家口碑很好的不孕症医院。原因是从居住地全罗南道务安往返首尔的过程中,抢火车票的“战争”过于激烈,负担太大。此外,若2至3天后需要再次复诊,她就得住在亲戚家或预订酒店,住宿费也不容小觑。Eunae认为,自己开车到距离约3小时车程、250公里外的大邱还更划算一些。
Eunae自2021年7月首次开始不孕症治疗以来,为了怀孕,至今已先后辗转光州、京畿道盆唐、首尔,最终来到大邱。她在结婚前接受过多发性子宫肌瘤手术,目前已进行到第14次试管,是一名高次数治疗患者。起初,她也先去了居住地附近大城市——光州的一家不孕症医院。截至今年3月,居住地全罗南道有2家可实施试管婴儿治疗的不孕症医院,光州有3家。她在首次就诊的医院进行了一次取卵,但仅发现3个空卵泡,最终转院到京畿道的一家大型医院。在新医院中,她第一次就成功怀孕,却不得不经历流产的痛苦。

为了要孩子,Eunae在饮食控制、运动、服用营养剂等方面无所不做,几乎把全部日常生活都围绕不孕症治疗来安排。她经营的阅读写作培训班也根据不孕症治疗进行日程调整,以保证两者能同时运转,但在治疗过程中若突然出现新的行程,她就不得不向学生家长一再致歉。她表示,如果去首尔看病,经常要停课,损失很大。因心情郁结,她曾直接联系务安郡、全罗南道以及保健福祉部等地方自治团体和政府部门,请求扩大支持。
“经济方面最难熬。做一次试管,基本要花300万至500万韩元。普通工薪阶层,谁能一个月拿出500万韩元呢?再加上交通费、住宿费、营养剂费用以及各种检查费用,全都要额外支出。(虽然支持有所增加)比以前好很多,但负担仍然很重。低生育率问题,关系到国家的根本。真心希望相关方面能认真思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