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如此]奥本海默的真心话：“如果能回到1942年，我会对原子弹……”（下）

by Lee Jonggil

Published 27 Aug.2023 09:00(KST)

Updated 27 Aug.2023 09:34(K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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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子弹感兴趣却一无所知的希特勒
奥本海默与爱因斯坦的微妙对立
在伯克利和加州理工也难逃对犹太人的偏见
1964年日内瓦讲座中展现出强烈爱国心

“如果了解之后”就会觉得有用的信息，杂乱无章地加以传达。这些都是让你更有趣观赏电影的小贴士。

*承接《奥本海默为何被抛弃（中）》

*阿尔贝特·施佩尔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心腹，曾在纳粹德国担任军备与战时生产部长。他这样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制造原子弹的情况：“阿道夫·希特勒总是向我打听原子弹的可能性。以他的智力，很难理解这一问题。他连核物理学革命性的本质都无法把握。我和希特勒一起参加的会议大约有2200次，其中仅有一次提到过核裂变问题，而且也只是非常简单地一带而过。希特勒问过研究前景，但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得不到什么成果。因为维尔纳·海森堡教授对我提出的疑问——成功的核裂变是否一定可以被控制，还是会以链式反应方式持续下去——始终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希特勒并不乐于想到，在他的统治之下，大地有可能变成燃烧的星球。有时他还会开玩笑说，科学家们也许会把地球点着。不过，他又说，这无疑需要非常长的时间，而他活不到能亲眼看到那一刻。”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法国文学教授兼译者哈孔·舍瓦利埃这样回忆罗伯特·奥本海默：“个子很高，却既胆怯又热情。他走路的样子很奇怪，迈着沉重的步伐，四肢大幅摆动。头总是微微偏向一侧，一边肩膀也高于另一边。最与众不同的是他的头发。黑色卷发却不浓密。鼻子长得很好看而且尖挺，眼睛出人意料地湛蓝，带着神秘的深度和强烈的神采。有时他会坦率地表现自己，看上去很随和。奥本海默看起来像个年幼的爱因斯坦，也像一个早熟的合唱团男童。”

*奥本海默于1936年秋天第一次见到琼·塔特洛克。两人至少有两次差点结婚。塔特洛克性格开朗而热情，但又富有同情心，时常陷入忧郁。他们的关系如同风暴中的大海。奥本海默后来这样回忆：“她向我坦白说自己是共产党党员。不过，她入党、退党、又再度入党。似乎共产主义并不能提供她所寻找的东西。我们俩开始结交左翼朋友，我也很喜欢这种新的交友圈。”他赞同西班牙内战中反佛朗哥一方的主张，也同情加利福尼亚的季节工（墨西哥人）。他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卡尔·马克思那里学习共产主义，但觉得他们的语气不合自己的口味。“我从未接受过共产主义者的主张或理论，总觉得那不太合乎情理。”

*1939年夏天，奥本海默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第一次遇见棕色眼睛的妻子基蒂。塔特洛克在失恋的伤痛中出于反弹心理，与年轻的英国医生斯图尔特·哈里森博士结婚。

*奥本海默这样谈到基蒂：“在遇见我之前，她曾与乔·达勒结婚。他是在西班牙战斗中阵亡的人，是共产党的干部。在短短一两年的婚姻生活中，基蒂也以共产党党员身份活动。我们初次见面时，她对前夫仍怀有极深的感情，也已经中断了所有政治活动。她对共产主义感到失望和鄙视，认为那与自己曾经想象的理想思想相去甚远。”

*1942年10月，奥本海默在伯克利第一次见到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两人在伯克利校长邀请的午餐会上交谈。格罗夫斯将军认为，奥本海默提出的集中式中央研究体制是个好主意。他觉得必须立刻启动炸弹设计工作，至少要让美国在某一领域抢先一步。在遴选负责项目的合适人选时，他最看重的是领导力。他相信，只有这样，无论遇到多么惊涛骇浪，也能继续航行。

*格罗夫斯将军把物色研究所选址的任务交给了约翰·达德利少校。他指示说，要找一个能容纳约265人、距离国境至少200英里、位于密西西比河以西、周围群山环绕、且附近略有既有设施的盆地。达德利少校乘坐飞机、火车、军用吉普车乃至骑马，在美国西南部一带奔波。他首先发现的理想地点在犹他州奥克。但若要占用那里，就必须迁走大约三十户人家，并让大片农田停耕。他第二个推荐的地点是新墨西哥州的赫梅斯斯普林斯，那是一条位于圣菲西北方40英里、赫梅斯山西侧山脚的深谷。奥本海默甚至在亲自去看之前，就说那是个各方面都令人满意而美丽的地方。然而格罗夫斯将军却说：“这里不行啊……”话到嘴边却没说下去。奥本海默建议说：“顺着这条山谷往上走，有一片宽阔地区，那里有所学校，可以考虑利用。”那就是有一所名为洛斯阿拉莫斯学校的地区。格罗夫斯将军亲自巡视一圈之后，高呼：“就是这里！”

*在特里尼蒂试验之前，科学家们就爆炸威力打赌。他们把各种预期的爆炸威力写出来，每人拿出1美元，各选一个结果。泰勒押45千吨当量，贝特押8千吨，基夏科夫斯基押1400吨，奥本海默押300吨，拉姆齐则冷嘲式地选了0吨。放射化学分析结果显示，爆炸威力为18.6千吨当量，伊西多尔·拉比赢了。

*一枚炸弹需要96块炸药块。

*在基地营地观察特里尼蒂试验的一位拉比后来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拂晓时分，我们极度紧张地趴在地上。东方开始出现几缕金光，隐约能看见身边的人。接下来的10秒钟，是我经历过的时光中最漫长的。突然，一道巨大的闪光出现了。那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不，是任何人有生以来见过的——最耀眼的光。它爆开，猛然扑来，穿透了我。这是一种用全身感受到的景象，仿佛会永远持续下去。终于，爆炸结束，我们望向炸弹所在之处。那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火球，它越变越大、翻滚着升上天空。刹那之间，黄色的闪光变成了橘红与绿色，极具威胁感，仿佛正朝我逼近。”

*罗伯特·瑟伯在特里尼蒂试验时，冒着几乎可能失明的危险，强行观看了火球的初始阶段。“爆炸瞬间，我直视着它。起初看到的是黄色的火光，转瞬间变成了巨大的白色闪光，强烈到我完全失明。（……）一秒钟后，我恢复了视力，眼前那庞大的爆炸规模与壮丽景象令我彻底屏住了呼吸。”

*埃米利奥·塞格雷在特里尼蒂试验时，联想到世界末日。“最让我震撼的是那压倒性的强光。（……）全新的景象让我大吃一惊。即便戴着极黑的护目镜，我仍看到天空被难以置信的强光照亮。（……）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爆炸会点燃大气层。虽然我知道那在理论上不可能，但却以为地球已经走到了尽头。”

*恩里科·费米在特里尼蒂试验中进行了一项粗略估算炸弹威力的实验。“爆炸约40秒后，冲击波吹到了我所在的位置。我在1.8米高度处撒下一些小纸片，测量冲击波到来前后纸片被吹飞的距离。由于当时没有自然风，可以准确测量出纸片被冲击波吹走的距离。纸片大约落在2.5米开外。我据此估算，炸弹威力相当于1万吨三硝基甲苯炸药。”

*特里尼蒂试验结束后，肯尼思·贝恩布里奇逢人便道贺爆炸成功。后来他这样回忆：“我对罗伯特（奥本海默）说：‘现在我们都是混蛋了。’很久以后，他对我女儿说，那是他在试验之后收到的最好的祝贺。”

*拉比在结束特里尼蒂试验后，先是感到疲惫，随即又被忧虑笼罩。“我们对实验成功的结果自然非常高兴。直至今日，我仍无法忘记那团巨大的火球。它翻滚着，随着时间推移像云一样扩散开来，（……）然后被风吹散消失。前几分钟我们互相道贺，但不约而同地很快感到一阵寒意。这并非清晨的冷气，而是想到我在剑桥的木屋、在纽约的实验室，以及周围数百万人的时候所产生的感受。我们被自己以为已经理解的自然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

*奥本海默在回想特里尼蒂试验时，引用了印度教经典中的一段话：“我们等到风暴过去，才从掩体中走出来。气氛非常庄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已经与从前不同了。有人在笑，有人在哭，大多数人沉默无语。我想起印度教经典中的一句话，那是毗湿奴劝说王子履行自己职责时说的。他以多臂的形象出现在王子面前，说：‘如今我已成为毁灭世界的死亡。’我相信，其他人也以某种方式产生了类似的念头。”

*战后的一次演讲中，奥本海默向听众这样解释特里尼蒂试验：“在新墨西哥的清晨，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时，我们想到了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和他的希望——炸药会终结战争——那是虚妄的希望。也想到普罗米修斯的传说，那反映了人类承认并早已知晓邪恶的事实，以及面对人类新力量时深重的负罪感。我们知道，那是一个新世界。然而我们更清楚，新事物（邪恶）本身在人类生活中却极为古老，我们的一切手段都深深扎根于此。”

*特里尼蒂试验之后，试验塔、价值2万美元的起重机、小木屋和钢柱等全部汽化消失。只有塔脚的钢筋混凝土残骸七扭八歪地留下一点痕迹。柏油路面因沙土熔化而黏结在一起，像绿色的玉石般闪闪发光。

*奥本海默显然感到自己肩负社会责任。他在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写道：“在创造新世界的过程中，物理学家犯下了罪行。”这意味着，洛斯阿拉莫斯的物理学家并不熟悉如何具体使用科学知识，却在全人类历史的决定性时刻，以一种不光彩的方式卷入其中。

*1949年春天，奥本海默遭遇重大困境。他的弟弟和几位学生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于辐射实验室工作时沉迷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从事反美活动的嫌疑而遭到调查。奥本海默为此给格伦维尔·克拉克写信求助：“在如今这样艰难的时期，这个国家以维护安全为名，犯下侵犯思想自由的错误。这让我极为忧心。”

*1932年1月，奥本海默在加州理工学院首次见到爱因斯坦。三年后，他受邀以访问教授身份前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再次与其相会。当时他这样写下自己的感想：“普林斯顿简直和疯人院没什么两样，跟它那响亮的名声完全不相称，荒凉得令人难以置信。爱因斯坦完全是个蠢货。（……）我能在那儿做些什么呢？聊了好一阵子，握了手，挥了手告别，才好不容易表明拒绝之意，离开那里。”他产生强烈抵触的最大原因，是研究风格、对量子物理的看法、以及对现代物理学当前课题的理解存在巨大差异。爱因斯坦虽承认量子物理的巨大成功，却不认为那是理解物理世界所必需的。

*1939年，奥本海默围绕物理学界的难题，与爱因斯坦建立了密切关系。他的最大兴趣仍是量子物理和量子场论，但在与加州理工学院天文学家建立联系的过程中，他开始深入研究爱因斯坦的成果。奥本海默对大质量恒星耗尽核能、在重力作用下坍缩的现象颇感兴趣。他与学生乔治·沃尔科夫、哈特兰·斯奈德合作，利用相对论预言了“黑洞”的存在。爱因斯坦坚信，无法用相对论来解释奇点，因此对基于此的黑洞理论持敌对态度。他几乎没有认真思考过黑洞在物理学上的存在可能性。奥本海默在年老之后也不再对此表现出兴趣。然而，在黑洞研究史上画下最浓重一笔的，正是他们。

*当爱因斯坦即将从高等研究院退休时，人们纷纷关注谁来填补他的空缺。沃尔夫冈·泡利和奥本海默被列入候选。爱因斯坦与赫尔曼·外尔给教授们写信推荐泡利：“泡利发现了诸如排他性原理和电子自旋分析等物理学的根本性成果。奥本海默并没有作出相当程度的贡献。”

*爱因斯坦高度评价奥本海默为制定艾奇逊－利连索尔报告、以及为阻止美苏军备竞赛所付出的努力。但另一方面，他也不理解奥本海默为何如此努力地想钻进政府权力核心。

*1947年秋天，奥本海默出任高等研究院院长兼物理学教授，他与爱因斯坦由此成为同事。

*1955年4月18日爱因斯坦逝世后，几天后奥本海默在《普林斯顿大学报》上刊登了悼文：“他是跨越时代的最伟大人物，尤其在1905年至1925年间，开启了物理学的黄金时代。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一成果之中。爱因斯坦使量子物理世界成为可能。（……）通过他创立的狭义相对论，我们得以重新认识宇宙与时间。（……）爱因斯坦创造了一般相对论——整个科学世界中最宏伟的单一理论，开辟了理解引力普遍性和宇宙的新视角。与大多数科学发现不同，爱因斯坦的一般相对论至今仍在证明他的天才。”翌年1月，奥本海默又在《现代物理评论》上向爱因斯坦致以赞誉：“他全心致力于在最基本层面上解决原子的特性问题。他想要构建一个统一场论。通过相对论，他试图找到一种解决方案，能够回答有关电磁现象的任何问题。他努力寻找关于质量与电荷部分凝聚的答案，并试图把由量子理论解释的部分应用到原子世界中。他直到临终之日都在为完成这一计划而努力。”在私下场合，他的话却有些不同。他贬低说，爱因斯坦几乎不了解现代物理学，把时间浪费在不必要的统一理论计划上，还抱怨说，高等研究院为此提供了25年的研究经费，却毫无像样的成果。但他无疑深深敬重爱因斯坦。这一点可以从他1965年接受法国周刊《快报》采访时得到印证：“当然敬重。我希望成为像年轻时的爱因斯坦那样的人，这根本不言自明。”

*爱因斯坦并不刻意追求扎根于某个共同体，这一点与奥本海默截然相反。

*爱因斯坦多次表明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据说深受古斯塔夫·迈尔和约斯特·温特勒的影响。

*奥本海默在伯克利和加州理工学院也意识到了针对犹太人的偏见。他在写给著名核物理学家查尔斯·劳里岑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曾两次向校方建议聘用拉比。他的加入会给我们带来极大助力。但至今仍未得到答复。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经费不足吗？还是因为不能再聘用犹太人教授？抑或是因为他并非合适人选？”

*对拒绝成为犹太人社群一员的奥本海默来说，他需要另一个共同体。因此，他在20世纪30年代投身政治活动。为了摆脱作为犹太人的身份认同，他把自己托付给爱国心。在诸多起伏之中，他始终不曾动摇自己是美国人的信念。伯克利时期，他立志把美国物理学提升到世界最高水平的使命感，正可由此得到解释。

*在审查奥本海默的听证会上，格罗夫斯将军这样作证：“奥本海默博士只是作为我的顾问来响应我的需要，（……）他从未告诉过我该做什么。（……）对科学决策负最终责任的是我们（尼古拉斯将军和我）。”

*在同一场合，拉比则说道：“剥夺奥本海默博士的职位，实在令人遗憾，这种事绝不该发生。（……）他只是个顾问而已。如果你不想听取他的意见，大可以不去征询。（……）因此，对奥本海默博士作出这样的对待，完全让人无法理解。（……）多亏了奥本海默，我们才拥有包括氢弹在内的一系列武器。还需要什么？难道还要把美人鱼也端出来吗？”

*奥本海默在1964年日内瓦的一场讲座中，与主持人对谈时流露出强烈的爱国心。面对“如果早已预见当今世界的局面，您还会胆敢进行制造原子弹的实验吗？”这一提问，他这样回答：“我的角色，怎么说呢，只不过是把大家的努力汇聚到一起的一种主持人角色。不管怎样，我想结果还是一样的。”主持人又问：“我想从稍微不同的角度再问一次。如果假设您已经知道过去20年的一切，再回到1942年那个时刻，您还会制造原子弹吗？”“我已经回答‘会’了。”“即便已经知道广岛的命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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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西尔万·S. 韦伯著，Kim Youngbae 译，时代之窗出版社《爱因斯坦与奥本海默（2013）》；Kai Bird & Martin Sherwin 著，Choi Hyungseob 译，Science Books 出版社《美国的普罗米修斯（2010）》；John Lewis Gaddis 著，Jung Chul & Kang Kyuhyung 译，EcoLivre 出版社《冷战的历史（2010）》；Richard Rhodes 著，Moon Sinhang 译，Science Books 出版社《制造原子弹1·2（200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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