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效内卷式过度竞争遭批评
无休止价格战将电动车推向危机
技术实力不足致地方人工智能中心被闲置
近日有消息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就地方政府在人工智能和电动汽车领域的过度投资发出了直言不讳的警告。他担忧各方不分彼此地一窝蜂投入同一方向,导致低效的过度竞争,这番表态暴露出中国经济结构的根本性问题。近期,中国社会中“内卷(involution)”一词频繁出现。这个原本属于人类学范畴的概念,如今在中国被用来指“向底层滑落的竞争”,即缺乏生产性的过度竞争。
自2022年9月以来,中国生产者物价一直未能走出通货紧缩状态。工厂出厂价已连续33个月为负。中国的通缩是产能过剩带来的副作用。在正常情况下,产能过剩会通过降低成本来扩大需求,或者通过在价格竞争中被淘汰的企业退出市场而得到缓解。然而,中国消费者因对未来感到不安而不愿支出、倾向储蓄,需求扩大的前景十分渺茫。在地方政府全力支持下,企业并未退出,而是依靠更多贷款和补贴继续留在市场中,这种局面至今仍在延续。
这一现象最为明显的领域正是电动汽车市场。2025年5月23日,中国电动汽车市场的领军企业比亚迪(BYD)对部分车型实施了超过30%的大幅降价。对此,中国汽车制造业协会罕见地警告称,“某些汽车制造商带头大幅降价,许多企业随之跟进”,“新的价格战恐慌”正在出现。
中国电动汽车市场价格竞争之激烈,可以通过具体数据加以印证。根据野村证券的统计,过去两年间,中国国内汽车平均零售价格下跌约19%,目前已降至约16.5万元。在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已连续9个季度下滑的背景下,电动汽车行业的价格战进一步加剧了这些结构性问题。以过剩产能为基础的价格战,很难出现明确的赢家。即便市场占有率接近30%的比亚迪,也面临增长放缓的压力,其增长率已从4月的19%降至5月的14%。电动汽车初创企业的处境更为严峻,小鹏汽车第一季度亏损约9000万美元,而专注高端市场的蔚来则报告亏损高达9.496亿美元。正因为如此,外界担忧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下去,最终可能出现“同归于尽”的局面。
在人工智能领域,同样的问题也在出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等人口密度较低地区的地方政府,为了搭上人工智能应用热潮的顺风车,纷纷抢建数据中心,但这些项目中有相当一部分因缺乏技术 know-how 而步履维艰。人工智能行业人士指出,新建数据中心中出现芯片闲置、未被使用的情况正日益严重。
中国的产业战略,一直采取中央政府提出目标、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投资的模式。通过巨额补贴,促使大量新的市场参与者涌入,并同时通过购车补贴等方式培育市场,以便吸收这些企业的产品。随着企业之间的竞争推动价格下降,市场需求随之扩大,企业也由此获得压倒性的竞争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企业都能受到保护。随着时间推移,通过自然的并购整合,最终形成由少数大型企业主导市场的格局。包括太阳能电池板、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电池、电动汽车在内的诸多领域,正是通过这一过程,使中国的产业竞争力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问题在于,这一过程中产能过剩不断累积。
与一年前习近平主席访问法国时还否认中国存在产能过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次他的表态反映出形势的严峻性。习近平强调必须关注债务规模,不能推卸责任、也不能将问题转嫁给下一代,这番言论已超出单纯经济政策的范畴,提出了政治责任问题。
然而,由于这一问题的起点本身就在习近平身上,要解决并不容易。习近平一直不愿承认以投资和生产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存在局限,并要求加大对更高端的先进制造业的投资。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长期充当“世界工厂”,生产能力不断扩大,但消费水平却未能同步提升,这一点早已被视为问题。专家们普遍认为,扩大内需市场既合理又必要,但习近平并未接受这一观点。要实现向消费主导型经济结构的转型,中国本应强化社会福利,推动各类服务业发展;为修复泡沫破裂后的房地产市场,也应采取更为果断有力的措施,但相关政策的力度与范围远未达到这一要求。
如果中国能够通过大胆的结构性改革来削减过剩产能,许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但中国又十分惧怕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大规模失业。在正面临来自美国关税等多重外部压力的同时,若国内社会不安情绪高涨,中国领导层恐难以承受,因此在决策上反复权衡。中国究竟会重蹈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覆辙,还是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将决定许多事态的走向。
对于因中国的过剩生产和低价出口而陷入困境的我们而言,中国如何解决“内卷”问题至关重要。与其对中国抱有模糊的恐惧或一味贬低,不如如实把握中国的真实面貌,洞察其变化方向,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Choi Junyoung 法务法人律村 首席专业委员(全球法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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