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是非非]靠“全斗焕之刀”抓不住校外补习 View original image

19年前的2004年12月,我去巴勒斯坦进行海外采访时,曾拜访过首都拉马拉一户人家。那是一位中年单亲母亲与儿子同住的简陋住房,位于以色列空袭残骸随处可见的平民居住区。墙皮被熏得发黄,家中几乎没有像样的家具电器,唯独孩子书桌上放着一台最新款的LG台式电脑。


别说LG是韩国公司,她甚至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韩国”这个国家。问她为什么买这台电脑,她回答说:“因为听说是最高档的。”我还记得她当时那种自豪的表情,说“是给孩子补课用的,咬咬牙买了好的”。那时我才知道,在只被当作恐怖组织报道的巴勒斯坦,也有二十多所按照全国学力考试成绩录取学生的大学,也同样存在高考课外补习。


父母想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好学校的心情是一种“本能”。靠家长本能生存的课外补习,因此不分贫富、不分东西古今,都无一例外地存在,也不会消失。一旦取缔,它就会转入地下。


历来最强硬的韩国课外补习对策,是全斗焕国家保卫非常对策委员会在1980年作出的“7·30全面禁止课外补习”措施。警方在7·30措施实施两周后就开始展开补习取缔。第五共和国政府整个时期,对课外补习的取缔锋芒毕露,但当时在著名学区“第八学区”部分地区,仍然存在逃过取缔的“地下卡特尔”。部分在要职上受到庇护的“社会领导层”偷偷把子女所在学校的老师叫来给孩子补课。然而,在公布对富裕层、特权层非法补习调查结果时,从未出现过他们的名字。


如果这种地下课外补习至今依然如故,那才是真正必须根除的对象。然而现在这种“秘密家教”已经不存在了。因为课外补习在全体韩国考生家长的子女教育本能支撑下,已经转型为阳光之下的庞大产业。明星讲师按照市场原理身价水涨船高,无论权力多大、钱有多少,都无法将其垄断。


上月15日,在总统Yoon Suk Yeol下达“排除高考超难题目”的指示后,政府开始整顿课外补习领域的腐败,但结果乏善可陈。仅在首尔市登记营业的升学与补习培训机构就有7771家(据2021年《首尔市基本统计年报》),而本次整顿查处的不过是33件“小案”。国税厅对4家课外补习机构和1名头部讲师启动了税务调查,教育部则查出24起卡特尔问题和4起不正之风。对在阳光下按商业逻辑运转的课外补习产业,却挥舞着几十年前整治地下补习的利剑,结果连“西瓜皮”都没刮到。



既然课外补习已经发生变化,应对方式也必须随之改变。阳光之下的整个课外补习产业并非都应被视为取缔对象。必须拿出对这一庞大、过热产业进行结构调整的“外科手术”方案,并予以精细实施。这绝不是把手术刀交给连一题超难试题都应对得手忙脚乱的教育部就能解决的事。应由Yoon总统指明方向并亲自统筹。自从指出高考“杀手级试题”问题以来,Yoon总统近一个月来没有进一步表态。希望他正在描绘一幅规范公立教育、理顺课外补习的治国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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