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成官的世界人文旅行]每次看到李舜臣将军像都感到羞愧的原因
夏天一到，光化门广场的喷泉格外清凉。逆着重力喷涌而出的水柱间，孩子们咯咯笑着光着脚奔跑。衣服早已被水浸透，脸上却满是兴奋。望着这些天真烂漫的孩子，大人们的脸上也绽开了灿烂的笑容。
大韩民国的中心是首尔，而首尔的中心是光化门。我在“光化门”上班工作了整整30年，一直与光化门的四季同呼吸。当年也好，如今也罢，光化门的地标都是李舜臣将军像。其后方长长的花坛一直延伸到光化门前，里面种满银杏树。首尔市民沿着一字排开的树木列队而行，感受春来秋去的节奏。
自从独立成为专职作家，已经是第5年了。现在我每周仍有两三次到光化门去写作。每当呼吸到光化门的空气，我都会因“必须写作”这一使命感而不寒而栗。
在吴世勋担任市长时期，光化门的风景发生了巨变。花坛里的银杏树被移植到别处，改造成了广场。为了营造广场，花坛被彻底拆除。问题在于，新建的广场上却竖起了一座再普通不过的世宗大王塑像。随着世宗像的入驻，21世纪大韩民国的光化门广场，退行成了朝鲜王朝六曹前的广场。
光化门是国家象征大道的起点。发达国家的国家象征大道有一个共同点：要么树立开国总统、救国英雄的纪念像，要么设置象征国家身份认同的战争纪念物。如今在这样的广场上，李舜臣像后面又立起一座世宗像，整体格局显得极为怪异。光化门广场上，本应矗立的是缔造今日大韩民国的近现代史英雄的雕像。
去年夏天，光化门广场又一次变身。机动车道被压缩，广场进一步拓宽。值得注意的是，在李舜臣像前方新设了30余块标石。从正面看向李舜臣像，右侧的标石是李舜臣海战的纪念碑，记录了包括首战玉浦海战在内的12场海战。左侧20多块标石则摘录自《乱中日记》的语录。英雄的语录穿越时空，回响深沉。
每当我面对李舜臣将军像，心中总觉不安。让我们回到李舜臣的水军在海上击沉日本舰队的16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在世界史上正与大航海时代相重合，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的帆船在大洋上纵横驰骋的年代。曾轻视朝鲜而发动战争的丰臣秀吉，遇上李舜臣这位卓绝名将，最终只能从权位上黯然退场。
人们都在谈论李舜臣的胜利，讨论他出奇制胜的战略，什么鹤翼阵如何如何……从最近的《鸣梁》《汉山》开始，关于李舜臣海战的电影已经不知被拍了多少部。
然而不妨回头想一想：朝鲜国王对切断日本军补给线的水军给予了怎样的奖赏？对为保卫国家而流血奋战的义兵首领又是如何对待的？我们记得，拼命想渡过鸭绿江逃往明朝的宣祖重返汉阳后，是如何论功行赏的。他把最大的奖赏给了随他一路逃到义州的臣子，也就是所谓的“扈从功臣”。
李舜臣一死，龟船便消失无踪。铁甲船被废弃，人们甚至懒得再眺望广袤的海洋。若朝鲜国王拥有洞见未来的远见，本应改良、发展龟船，建造铁甲战舰，进而组建铁甲舰队，以备防范日本再度入侵。对朝鲜的国王而言，李舜臣是被遗忘的存在。从17世纪到20世纪初，300多年间朝鲜实际上没有海军。沿岸捕捞的渔船就是全部。到高宗时期，也不过只有一艘军舰而已。
众所周知，李舜臣的胜利战史被记录在世界海战史上，他的海战常被拿来与纳尔逊海军上将的战例相提并论。世界上第一次将李舜臣评价为“东方的纳尔逊”的，是1892年日本陆军下属机关刊物出版的《朝鲜李舜臣传》。此后，《帝国国防史论》（佐藤铁太郎）、《海上权力史讲义》（小笠原长生）等著作中，对李舜臣的赞誉接连不断。
1805年，在特拉法加角，纳尔逊率领的英国舰队击溃了拿破仑的联合舰队。此后，英国将拿破仑的军队牢牢束缚在欧洲大陆上，自己则在大洋上恣意驰骋，逐步建成了“日不落帝国”。
伦敦的热门地标之一就是特拉法加广场，这里矗立着一座高50米的纳尔逊纪念柱。该广场建于19世纪30年代。同一时期，英国其他主要城市也纷纷修建纪念历史性胜利的广场。不止如此，凡与海军有关的重要地点的酒馆，都冠以“特拉法加”之名，格林尼治旧皇家海军学院附近的“特拉法加酒馆”便是典型代表。
韩国人是天生具有海洋指向命运的民族，但在朝鲜的国王眼中，大海却是悬崖绝壁。他们的世界观只被中国所支配，从未试图学习统一新罗时期那位通过与唐朝进行海上贸易而开拓海洋的张保皋。
165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书记官哈梅尔在济州岛遇难漂流上岸，此后在半奴隶状态下滞留了13年，亲眼见证了朝鲜的真实面貌。阅读《哈梅尔漂流记》时，最令我震惊的一点，是朝鲜国王手中的那张地图。书中记载，国王所拥有的地图上，只有中国和暹罗。暹罗就是今天的泰国。也就是说，他们对中国以外的世界毫无兴趣。哈梅尔多次苦苦哀求，希望被送往日本再设法回乡，但朝廷每次都予以拒绝。理由有很多，其中最现实的一条，是朝鲜根本没有能够横渡对马海峡的船只。
人类的语言生活原原本本地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历史和文化。我们用来指代全国每个角落的词语是“坊坊曲曲”。“坊”本义是街坊，在朝鲜时代相当于“面”的单位。即便生活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不加思索地说“坊坊曲曲”。然而日语中并不存在“坊坊曲曲”这一表达，而是“津津浦浦”，这正是海洋国家的象征。尽管日本境内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山比比皆是，“津”意为渡口，“浦”则指潮水涨落的海滨。
在我国海岸线一带，也有唐津、玉浦、木浦、济物浦等地名。然而在韩国，“津”和“浦”并非通往大洋的出口，而不过是承担内陆物流的入口而已。朝鲜的国王没有把半岛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当作贸易与开拓海洋领土的机遇。
20世纪的世界，是欧亚大陆共产主义大陆集团与海洋自由民主势力的对峙。在这场“大博弈”中，当韩国人面向大陆时，难免沦为属国；当他们面向海洋时，才能享有自由与繁荣。韩国在建国70余年间跻身世界十大经济强国，正是与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海洋自由民主阵营并肩同行的结果。
怀抱“企业报国”梦想的青年企业家湖岩李秉喆，心中令他热血沸腾的历史人物只有一人——张保皋。阿山郑周永在20世纪60年代赴英国筹措外资时，拿出的说服材料是印有李舜臣龟船图案的五百韩元纸币。我始终无法忘记阿山自传《生于此土》中的这段话：
“……我们早在16世纪就已经造出这种铁甲船，给日本好好上了一课。我们的造船历史比你们足足早了300多年。只是后来闭关锁国，工业化进程滞后，国民的能力与创意被锈蚀了而已，我们的潜力仍完完整整地存在。”
我们习惯性地把英祖和正祖称为“改革君主”。纵观古今中外，天下所有国家的目标只有一个：富国强兵！唯有如此，才能不被他国侵略，百姓不至于挨饿，妇女也不会遭受蹂躏。一想到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中被践踏的朝鲜妇女，真有一种恨不得钻进地洞的羞愧之感。
只有那些真正有助于富国强兵的举措，才能被后世评价为改革。英祖和正祖的改革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切实推动了朝鲜的富国强兵，我已记不清了。高丽时代曾拥有4.5万人的强大中央常备军，而朝鲜时代的常备军却不过是几千名乌合之众。沉迷于性理学、丧失尚武精神的朝鲜，几乎已不配被称作一个国家。人只有在吃饱之后，才懂得廉耻，进而才会去思考民主政治，追求文化艺术。
朝鲜非但没有纪念那场伟大的海战，反而将李舜臣弃之不顾。每当我望见光化门广场上喷薄而出的清凉水柱与李舜臣像，心中便涌起无尽的歉疚。对于在300年间遗忘大海而活的韩国人而言，是谁为我们重新打开了通往大海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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