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远程办公普及率差异缘何而来
防疫政策、住房面积、面对面偏好文化等因素多样
与新冠疫情之前相比,目前办公室出勤率: 美国 40~60%,欧洲 70~90%,亚洲 80~110%
经历了长达3年的新冠疫情,如今在首尔、东京等亚洲主要城市,上班族再次涌向街头。疫情大流行初期曾经普及的居家办公早已结束。大多数亚洲职场人都到办公室上班。相反,在德国或法国,大约每10名上班族中有8人出门前往办公室。在美国,一半人在家、一半人在办公室工作。每逢通勤辛苦、倍感疲惫的日子,我们也会不由得冒出一个念头:能不能像“居家办公圣地”美国那样呢?
根据《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今年2月引用房地产服务企业仲量联行(JLL)各国和各地区办公室出勤率数据的报道,目前全球大致情况如下:与疫情前相比,美国在办公室工作的员工比例减半,而亚洲在办公室工作的人数则比新冠疫情之前还要多。首尔、日本东京、新加坡等亚洲主要城市的办公室复工率在2021年、2022年就已超过75%。
全世界几乎在同一时间因新冠疫情而体验了居家办公。然而,各国和各地区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并持续不同形式的工作制度,却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本文基于近期研究和问卷调查,梳理各国在决定采取居家办公、混合办公或到办公室上班等工作制度的过程中,分别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
① 起点是新冠……封锁措施如何影响工作制度
新冠疫情扩散期间,各国政府出台了不同的防疫措施。从一打开家门迈出一步都很困难的完全封锁,到甚至不强制佩戴口罩,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可谓千差万别。工作方式受政府政策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理所当然的。
由Sheba G. Aksoy等多国研究团队撰写、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EBRD)高级研究经济学家兼伦敦国王学院教授等参与的《全球居家办公》报告在去年9月发布。报告分析指出,在新冠疫情期间,政府限制措施越严、持续时间越长的国家和地区,越倾向于更多地接受居家办公。解释是,在迫在眉睫的困境面前不得不适应,于是更容易接受新的工作制度。
典型案例是英国。英国为遏制新冠疫情扩散,于2020年3月实施封锁政策,并通过立法强制要求除不可避免的情况外必须居家办公。之后,英国多次解除又重新实施封锁,持续时间被拉长。对英国和美国等5个国家企业在2020年4月发布的新招聘启事进行分析发现,其中标明可居家办公的职位数量相比2月激增了200%。在调查对象国家中,这一现象最为明显的正是英国。
那么,进入地方性流行(Endemic)阶段后,这些国家是否会自然而然地走向全面回归办公室?情况似乎并非如此。因为随着居家办公持续时间的延长,各国又叠加了多种因素,从而影响了新工作制度的引入原因。
根据全球咨询公司毕马威(KPMG)2021年的调查,在亚太地区,引入居家办公的首要原因是“因新冠疫情限制措施所致”(36%);而在美洲地区以及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因为员工有此需求”则以分别29%、25%的比例位居首位。近期采访中,一名因公司缩减居家办公而重新开始到办公室上班的国内30多岁职场人表示:“随着新冠防疫措施解除,继续要求居家办公的名义确实消失了。”预计与美洲或欧洲相比,亚洲地区企业更有可能以进入地方性流行阶段为由,要求员工回到办公室上班。
② 家就是办公室,居家办公空间够不够用
随着新冠疫情事实上结束,人们不再被迫关在家里工作,上班族开始把判断标准放在“居家办公是否方便”上。企业在决定采用何种工作方式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各国工作环境、文化以及职场人现实状况的影响。尤其是对“家即办公室”的居家办公而言,住房是否宽敞、是否具备舒适的工作空间,被认为也影响了职场人对工作制度的偏好。许多分析指出,美国之所以比亚洲或欧洲更倾向于在家而非在办公室工作,很大程度上与居住环境有关。
斯坦福大学教授Nick Bloom去年11月在接受《亚洲经济》采访时表示:“在亚洲国家,公寓往往相对较小,居家办公需要在卧室之外另辟独立办公空间,但要实现这一点很难。家里至少要有三间房才比较合适,但大部分公寓都达不到这个面积。”
在美国,每10人中有8人居住在独栋住宅;而在韩国,每10人中有8人住在公寓。与公寓相比,独栋住宅空间更大、房间更多,更容易在家中单独设置办公空间。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的“更美好生活指数”数据,人均房间数美国为2.4间,高于日本(1.9间)、德国(1.8间)、法国(1.8间)、OECD平均水平(1.7间)以及韩国(1.5间)。也就是说,在为“从卧室走到书房上班”创造条件方面,各国之间存在差异。
实际上,一家在韩国设有分支机构的外资企业管理层人士表示:“二三十岁的员工即使实行完全居家办公,也会主动出来去共享办公室。”他介绍说:“很多人一个人住在单间里,空间狭小令人压抑,在床边工作注意力也很难集中,连准备午餐都不方便,所以才愿意出来。”
③ 是产业结构的原因,还是领导者的意志?
在社会氛围允许的前提下,能否在产业层面引入居家办公这一工作方式同样重要。从这一点来看,有分析认为,各国产业结构会影响工作形态。一般而言,居家办公更容易在电脑使用频率高、收入和教育水平较高的职业中被接受;而如果一个国家中必须使用工厂特殊设备或面向客户提供当面服务的产业占比较大,那么引入居家办公就会受到限制。与新冠疫情前后相比,信息技术、数学、建筑、工程等行业的居家办公比例大幅上升,而医疗、教育等必须面对面才能开展工作的领域则变化不大。
不过,也有人指出,仅按产业划分并不足以解释一切。即便身处同一产业,不同公司的政策也会导致接受新工作制度的程度存在差异。根据Hansen教授等人对招聘启事的分析,同属航空航天领域的波音(Boeing)、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和SpaceX之间就存在差别。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在招聘启事中标明“可居家办公或混合办公”的比例,从2019年的个位数上升到2022年的50%以上;而同一领域的SpaceX虽然也比疫情前有所增加,但此类招聘启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被认为很可能反映了极度厌恶弹性工作制的SpaceX首席执行官(Chief Executive Officer,CEO)Elon Musk本人的意志。
④ “必须当面交流”——日本、意大利为何排斥新工作制度
即便具备实行居家办公或混合办公的条件,一些在文化上偏好“面对面交流”的国家仍然对引入弹性工作制持谨慎态度。市场调研机构高德纳(Gartner)今年1月针对知识型工作者开展的一项问卷调查预测,到2026年,意大利和日本的居家办公及混合办公比例都不足40%。这一水平比整体平均值低出10个百分点以上,甚至低于中国、印度和巴西。虽然与2019年疫情前约10%左右的比例相比有大幅提升,但日本和意大利被认为比其他国家更快地回归办公室。
高德纳高级分析师Ranjit Atwal分析称,意大利和日本都存在偏好在办公室面对面工作的文化。他表示,日本对接受新文化并不灵活,因此正呈现回到疫情前状态的趋势。他以法国为例补充说:“在新冠疫情之前,法国也像意大利和日本一样,文化上更喜欢面对面交流,但经历大流行后发生了变化,更加广泛地接受了混合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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