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想居家办公的首要原因虽是这个 但也有优点
居家办公多出的空闲时间中 40%仍花在“工作”上

编者按[찐비트]既是“郑炫珍的商业趋势”,也是“真正的商业趋势”的缩写,是展示工作形态变化趋势的专栏。“Office Shift”是[찐비트]中的一个子栏目,将细致梳理以新冠疫情为契机开始的办公室变革,并通过这段时间我们共同参与的各种实验,为探索未来工作形态的答案打下基础。每周六、日早晨与各位读者见面,连载满40期后,还计划结集出版成书。
[真Beat]靠居家办公省下“通勤”时间…一半又被工作占满[Office Shift]⑨ View original image

“从人情味上讲,也该让我们在家办公了吧。”


今年1月25日春节连假刚结束,零下20度上下的“史上最强寒潮”袭击首都圈,不少上班族就在网络社区上提到在家办公的必要性。大家已经在新冠疫情期间确认了在家也能正常工作,却还要顶着严寒去办公室,很多人对此颇有不满。如果放在新冠疫情之前,这样的话恐怕很难轻易说出口。上班族们在家与公司之间往返途中必须直面的严寒,正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压力。

图片由联合通讯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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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韩国上班族来说,这只是一个“愿望”,但在美国情况有些不同。


社交媒体平台LinkedIn在今年1月14日至27日对24.7万余名美国上班族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在家办公的比重已从去年10月的25%升至今年1月的28%。回答“主要去办公室上班”的比例则从58%降至50%。过去一年,本来是在家办公比重下降、回归现场办公增加的趋势,如今这一氛围发生了逆转。一年前的冬天也曾出现过类似情况。


LinkedIn分析称,“严酷冬季天气”等季节性因素,可能对工作形态产生了影响。

◆ 希望在家办公的首要原因:通勤问题

对上班族而言,上下班既是一场每天都要进行的旅行,也是每天都要打的仗。从早晨睁眼起床,到走出家门前往公司上班,这段时间会发生各种事情。走路、奔跑、坐下、再站起,经过这样一番过程才到达办公室。人们会利用私家车、公交车、地铁、火车,甚至飞机等各种交通工具。


首尔、仁川、京畿等首都圈上班族的平均上班时间为53分钟。如果认为下班时间也相同,那么首都圈上班族平均每天有1小时46分钟耗在路上。


当然,上下班并非韩国独有的问题。根据提交给全美经济研究所的报告,以2021—2022年为基准,中国为1小时42分,日本为1小时40分,印度为1小时39分,亚洲国家在上下班所花费的时间,相比其他地区普遍更长。


美国上班族上下班平均每天花费1小时。通勤单程耗时超过1小时的比例为7.7%,而在纽约等大城市地区,上班耗时超过1小时的上班族比例则增加到10%以上。2021年,美国一项调查中,10名上班族中有4人表示,与其去门店或办公室等工作场所上班,还不如在家打扫厕所来得好。

图片由联合新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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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勤问题被列为上班族希望在家办公的首要原因。


去年6月,就业平台“人事人”以4534名成年男女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1.3%的受访者把“节省上下班时间”作为自己偏好在家办公的理由。将“是否可以在家办公”列为择业标准的原因中,“可以摆脱通勤压力”以61.1%位居首位。这可以看作是不少上班族希望摆脱上下班高峰期乘客爆增、被称为“地狱地铁”的切身呼声。


基于这一原因,通勤时间越长,希望在家办公的上班族越多,或许是再自然不过的现象。根据欧洲中央银行近日公开的资料,单程通勤1小时以上的上班族,希望每月有10天在家办公。这比通勤时间不足15分钟的上班族多出4天。欧洲中央银行评价称:“在排除职业特性差异之后,对个人而言,通勤时间是其希望在家办公的最重要因素。”

◆ 在家办公多出的空闲时间,他们用来做什么

随着新冠疫情期间在家办公的扩散,上班族从通勤这场“战争”中解放出来。随之而来的是每天多出了1小时以上的空闲时间。那么,他们用这些时间做了什么?


根据全美经济研究所今年1月发布的《在家办公节省时间》调查报告,在包括韩国及七国集团在内的27个国家,2021—2022年间,1.9万名上班族通过在家办公每天平均节省72分钟。其中,最大的一块为29分钟(40%),被用在工作上。也就是说,虽然通过在家办公摆脱了通勤,但节省时间中近一半又投入了工作。不过,人们也因此多出了24分钟(34%)可用于阅读、运动等休闲活动,并额外获得8分钟(11%)用于育儿在内的照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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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看韩国,通过在家办公节省的通勤时间平均每天为86分钟,比27国整体平均值长出10多分钟,这意味着通勤时间本身就更长。韩国上班族将节省下来的时间中,34.4分钟(40%)用于工作,33.5分钟(39%)用于休闲,5.2分钟(6%)用于照料。与27国平均相比,韩国上班族把减少的通勤时间更多用在工作和休闲上,而用于照料的时间则明显偏少。


在家办公后,将多出的空闲时间最多用在工作上的国家主要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把53%的空闲时间用于工作。以新加坡为例,在家办公每天节省94分钟通勤时间,却把其中超过一半的49.8分钟用于工作。相反,把空闲时间更多用在休闲而不是工作上的,多为欧洲国家。不过,日本在这方面呈现出亚洲国家中的“特例”样态:在100分钟的空闲时间中,32%用于工作,39%用于休闲。


也有研究指出,随着在家办公削减了通勤负担,人们的睡眠时间有所增加。只要在家打开笔记本电脑就算“到岗”,自然可以在床上多眯一会儿。根据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去年10月公开的资料,美国上班族的睡眠时间增加了约1小时。休闲时间也有所增长,且呈现出明显的年龄差异:青年群体中,很多人表示社交聚会、运动时间等有所增加,而高龄群体则表示育儿或家务时间有所增加。

◆ 比起企业,员工对通勤问题更敏感的原因在于“生产率”

在家办公后,从员工角度看,会多出上述那样的空闲时间。即便把其中一半投入工作,剩下的一半仍可自由支配。更重要的是,对领固定工资的上班族而言,“通勤”本身就是投入自己时间和精力的一种投资成本,而在家办公可以节省这部分成本。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去办公室上班被视为理所当然,员工很少直接把上下班成本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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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疫情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通勤问题成为公司和员工在评估在家办公生产率时产生巨大立场差异的因素之一。与员工想法不同,公司并不把通勤时间视为工作的一部分,因为在通勤时间并没有实际产出。也有观点认为,企业管理层与员工在这一点上的分歧,正成为阻碍全面回归办公室办公的因素之一。


在这一语境下,有一种值得关注的主张。斯坦福大学教授Nicholas Bloom、墨西哥自治技术学院教授Jose Maria Barrero、芝加哥大学教授Steven Davis等人在今年1月5日刊登于《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中分析称,管理者与员工在判断生产率时,是否将通勤时间纳入计算,存在根本性的视角差异。


研究团队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在新冠疫情之前,某名上班族每天工作9小时、通勤1小时,领取1000美元(约合130万韩元)薪水。在这一例子中,如果把通勤时间也算上,员工会认为自己的时薪为100美元。一般而言,在评估时薪时并不会把通勤时间包括在内,但从员工立场看,会把自己的时间、成本和精力都算进去。在同样条件下,管理者则不把通勤时间算作工作时间,因此会评估该员工每小时创造111美元的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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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如果改为在家办公,把工作时间和通勤时间合并来看,员工和管理者都会认为与工作相关的总时间为9小时。对员工来说,由于不再通勤,总时间从原来的10小时降至9小时,其自我认定的时薪提高到111美元。而管理者原本就未把通勤时间纳入计算,因此时薪并无变化。


再增加一个假设:如果以在家办公为由,将员工的日薪从1000美元降至950美元,又会如何?在没有通勤、仅工作9小时的情况下,时薪为106美元。对员工而言,这一水平高于在家办公前的100美元,因此可以认为自己的生产率有所提升;但从管理者角度看,时薪却从原先的111美元降至106美元,生产率似乎下降了。


研究团队指出:“这只是一个假设案例,现实中并非所有劳动者都会以这种方式计算。”但同时也表示:“即便如此,是否通勤这一点,仍然很好地解释了双方在生产率认知上的立场差异。”

◆ “通勤也有好处……有助于区分工作与日常生活”

那么,通勤问题就只是带来痛苦的因素吗?最近有论文指出,通勤过程还能为上班族提供一个将自己从工作空间中抽离出来的时间段,成为心理恢复的窗口。考虑到新冠疫情时期扩散的在家办公,因难以做到工作与日常生活的区分而被指容易把上班族推向“倦怠”,这一观点不难理解。


美国罗格斯大学教授Krispy McAlpine等人在去年10月发表的论文中,将通勤本身评价为“边界空间(liminal space)”,即与时间或空间变化相联系的边界点。由于通勤既不完全属于公司,也不完全属于家庭,是一个相对自由的时间与空间,人们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在心理上收尾工作、放下家务,从而实现精神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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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Alpine教授提出,为了达到这一效果,通勤途中最好不要思考与工作相关的问题,而是通过收听播客或喜欢的音乐来休息放松。此外,利用拼车等方式,与他人在通勤途中交谈、进行社交,或与某人通电话,也都是营造心理分离感的好方法。



McAlpine教授在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台NPR采访时表示,自己论文发表后,曾收到愤怒的上班族质问“是不是收了企业的钱”等责难。她同时强调说:“我并不是在说通勤本身很好,而是认为通勤这一行为也可能具有积极的一面。当必须通勤时,不妨思考如何让它反过来对自己有所帮助。”


本报道由人工智能(AI)翻译技术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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