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Beat]在家办公打破下班界限:“需要工作与生活平衡”[Office Shift]⑥
居家办公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界限
全球各地相继推出“拒绝被打扰权”法案
[亚洲经济 记者 郑贤真] # A某(35岁)就职于国内一家被认为是求职者“最想去”的大型信息技术企业。该公司在新冠疫情期间积极推行在家办公。为了鼓励在家工作的员工,公司甚至把被称为“椅子界香奈儿”的高档座椅寄到员工家里。他表示:“在家办公也分很多种”,并称“因为工作太多,我发现自己穿着睡裤在家干到午夜,连晚饭都顾不上吃,这时突然产生了所谓‘现打(现实自觉时间·陷入巨大空虚感的状态)’。”他还说,如果是在办公室,至少还能起身回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下班”,因此正在考虑跳槽。
新冠疫情让全球职场人士对身心健康以及“工作与生活平衡(Work And Life Balance,简称‘워라밸’)”的关注急剧上升。希望拥有健康工作环境的上班族越来越多,随之自然受到关注的就是工作时间本身。工作得越久,生产率就一定越高吗?这一在疫情暴发前就已零星被讨论的问题,借由疫情这一契机,与“工作与生活平衡”这一趋势相遇,被大范围推上台面。人们逐渐形成共识:从上午9点到下午6点的所谓“nine-to-six(朝九晚六)”固定工时概念也需要变得更加灵活。
◆ “下班后请不要联系我”肯尼亚立法保障
“公司同事下班后、周末还发消息怎么办?”去年,匿名职场人社区Blind上出现了这样的帖子。这是公司生活板块中经常出现的老话题。抱有同样烦恼的职场人士给出建议:“干脆完全不要接”、“准备两部手机,其中一部只在上班时间开机”。评论中主流意见是就算有电话也不要应答,但也有人提醒“要做好因此吃亏的心理准备”。
在家办公引爆了关于工作时间的讨论。由于在家中工作与生活同时进行,上下班的界限变得模糊。下班后接收邮件、电话、短信的情况增多,自然而然地延长了工作时间,晚上或周末继续工作的情形时有发生。在工作与生活难以分离的环境中长时间工作,许多职场人在身体和精神上都遭遇了困难。全球网络安全企业NordVPN Teams在2021年2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在英国、美国、奥地利、加拿大等国,新冠疫情爆发后,由于在家办公,员工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增加了2小时以上。
当“下班”的概念变得模糊、下班后工作仍在继续时,职场人纷纷诉苦,全球各地陆续出现了限制下班后联系员工的法律。
去年11月,非洲肯尼亚提出一项名为“在数字时代保障断联权”的法案。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提出该法案的国会议员Samson Kiprotich Cherargei发现,在疫情期间在家办公扩散后,每周最长52小时的工作时间上限并未得到遵守。因此,他在法案中写入了禁止企业在下班后及周末联系劳动者的条款。他强调称:“在虚拟办公室时代,制定能够避免员工精疲力竭、保障与家人相处时间并维护心理健康的法律非常重要。”
禁止在工作时间以外联系员工的法律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出现。《华盛顿邮报》指出,法国在2016年立法并自2017年起实施相关规定后,不在工作时间外联系员工已成为日常惯例。随后,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爱尔兰、葡萄牙等国也通过了类似法律。其中,比利时、爱尔兰和葡萄牙是在疫情爆发后制定相关法规。韩国国内方面,去年9月,国会也提出了《劳动基准法》部分修正案,禁止在工作时间外通过KakaoTalk等通讯工具下达工作指示。以疫情为契机,“不被连接的权利”的必要性进一步凸显。
◆ 在家办公反而破坏了工作与生活平衡?
由于工作在生活中不间断地持续,与到办公室或现场上班的职场人相比,在家办公的职场人在疫情前后感到精疲力竭的比例大幅上升。
全球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在新冠疫情前后的两次调查(2019年9月与2020年4月至9月)中,以“是否经常或总是感到在工作中精疲力竭”为题进行问卷。结果显示,回答“是”的现场工作者比例从30%降至26%,而完全在家办公(100%在家工作)的职场人则从18%升至29%。盖洛普分析称,在疫情之前,在家办公因其灵活性和自主性而具有吸引力;但疫情之后,很多人被迫在家工作,难以维持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才出现了这种现象。
在韩国国内,求职者群体重视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大趋势也在延续。2020年8月,招聘平台JobKorea与Albamon以1270名求职者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39.1%的受访者表示“新冠疫情之后,对职场的既有信念和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在这部分受访者中,69.2%的人回答称“比起金钱回报,更看重自身健康和工作与生活平衡”。随后,中小企业中央会在去年10月发布的调查中指出,MZ世代(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至2000年代)的中小企业求职者最关注的因素是“工作时间(25.8%)”。
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工作时间问题高级专家John Messenger上月在一份关于工作时间与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报告中表示:“所谓‘大辞职(Great Resignation)’现象,使得在后疫情时代,工作与生活平衡被置于社会与劳动市场议题的最前沿。”他还称:“本报告显示,如果将新冠危机的经验部分应用于实际工作场景,并慎重审视工作时间的结构化方式等问题,就能实现彼此‘双赢’,同时改善工作绩效与工作与生活平衡。”
◆ “让工作时间更灵活”的讨论升温……协作与孤独感成难题
讨论的焦点不再只是单纯缩短工时,而是如何更灵活地利用时间。既然已经通过允许在办公室和家中办公实现了工作空间的灵活化,那么对早在疫情前就已引入的弹性工作制的关注也水涨船高。
如果能够灵活安排工作时间,就能比以往更轻松地处理如银行业务这类必须在工作日白天解决的事情;对于需要照顾子女或老人的员工而言,也能更合理地利用时间。由于每位员工最能集中精力的时间段不同,个人情况也各异,只要设定大致框架,再根据工作状况和员工个人需求等因素,让其灵活选择即可。
企业办公通讯软件公司Slack旗下研究联盟Future Forum在2022年11月至12月,以美国、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日本、英国等6个国家的1万余名知识型员工为对象开展调查。结果显示,拥有工作时间灵活性的职场人,比没有这种灵活性的职场人生产率高39%,注意力集中度也提升64%。与此同时,那些无法灵活调整日程的职场人,相比能从容调整日程的同事,感觉到的与工作相关的压力和不安程度高出4.6倍,工作与生活平衡恶化程度高出2.6倍。
不过,如果员工之间的工作时间差异过大,人力管理会变得困难,协作也会受阻。Kakao在2022年推出“元宇宙工作制”时,将下午1点至5点设为核心工作时间(集中工作时段),并要求所有员工在此时段必须工作,原因也在于此。此外,共同工作的时间不足,还可能导致员工被孤立,产生孤独感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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