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脉动]对City Phone的记忆,以及数字金融的未来
如果是四十岁以上的读者,大概还记得1997年前后出现的“City Phone”。当时在人们排队使用公用电话亭的旁边,有人掏出City Phone打电话的场景,几乎就是尖端技术的象征。然而,这种只能在指定区域拨打、却无法接听电话的“半成品”服务,在可以实现双向通信的手机迅速普及之后,仅仅几年就从市场上销声匿迹。如今回头看,会疑惑当初为何要做出那样的产品,但在当时,这却是几乎等同于公共机构的韩国通信公司主推的有前景业务。这是一个典型案例,显示出未能读懂技术发展大势所付出的代价有多么沉痛。
最近观察韩国的数字金融政策,会产生与当年City Phone极为相似的既视感。当前全球金融生态,正在以稳定币与实物资产代币化(RWA)为基础急速重组。区块链的本质,是通过加密技术,使原本的“互联网网络”可以作为实现价值转移的“金融网络”。其结果是,过去Visa和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耗费天文数字成本在全球构建封闭网络、处理支付与汇款而享有的垄断性“护城河”,首次遭遇结构性挑战。
这种板块位移已经通过数据得到了证明。全球稳定币市场规模已突破3200亿美元,成为跨境支付和链上(On-chain)金融的核心结算手段。被代币化的美国国债市场规模也已扩张至约100亿美元。贝莱德、富兰克林邓普顿等全球资产管理公司,正通过公有区块链运作数亿美元到数十亿美元规模的基金,而托管超过114万亿美元资产的美国存管信托与清算公司(DTCC)也在与全球金融机构一道,加快向代币化基础设施的转型。
相较之下,韩国的现实与全球趋势严重脱节。韩国银行在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和存款代币等公共基础设施为中心的试验上加大权重,但真正能与全球流动性直接相连的韩元稳定币制度化却停滞不前。这并非说CBDC和存款代币试验本身没有必要,而是当它们被用作拖延金融“上链”转型的理由时,就成了问题。
执政党和金融当局曾宣称要在今年一季度内完成立法的《数字资产基本法》,如今却无限期推迟。证券型代币发行(STO)也虽已临近《资本市场法》修正案的实施,但实质业务仍停留在由国内金融机构主导的封闭式分布式账本上,对房地产、艺术品等非标资产进行小额碎片化投资的层面。当我们无视区块链的本质,转而构建另一套“封闭型内部网”的同时,海外交易所却已将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等韩国股票及纳入这些股票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做成代币化产品,支持24小时交易,迅速吸收全球流动性。我们丧失主导权的同时,创新的果实正毫无保留地流向海外业者。
主要发达国家早已转向“双轨(Two-Track)”战略。美国在联邦层面限制零售型CBDC的推进,转而将以美元为基础的稳定币纳入制度体系,把民间创新视为国家竞争力的支柱。日本自2023年6月起允许发行稳定币,欧洲联盟(EU)则自2024年通过“MiCA”法案,将稳定币纳入监管体系。尤其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通过“守护者计划”(Project Guardian),早在2022年就已与摩根大通(JP Morgan)、星展银行(DBS)等全球大型银行合作,不是在封闭网络,而是在公有区块链上将国债代币化并实现真实交易,从而引领创新。即便公共支付基础设施由中央银行负责,但在争取全球流动性和推动民间金融创新方面,则通过透明规制的开放生态与市场选择来实现清晰的分工。
当然,跨越国界的链上金融伴随着反洗钱(AML)、外汇管理难度增加等风险,确实需要慎重审视。但仅以难以管控为由,过度拖延创新,并不能称作战略。当局的职责,是通过100%准备金证明与实时信息披露、外部审计、赎回权等精细化监管手段来管理风险。历史一再证明,当新技术出现时,与其草率预判未来,不如以尊重市场选择的开放姿态应对,这才是决定国家竞争力的关键。
当下,全球金融产业正以区块链为基础,在链上体系之上重新洗牌。如果韩国的数字金融在只属于我们的封闭网络中,继续把宝贵时间浪费在打造“另一款City Phone”上,会发生什么?City Phone和WiBro的教训十分清楚:被市场抛弃的国家标准,绝不可能成为未来。如果错失当前的黄金时间,等到未来姗姗来迟地站在全球数字金融版图前,我们或许再也找不到韩国的位置。
Seo Byungyoon DSRV 共同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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