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继去年编制31.8万亿韩元之后,今年又编制了规模达26.2万亿韩元的追加更正预算(补充预算)。此次补充预算中也包含了因高油价对产业受害的支持、面向弱势群体的定向支持等具有一定合理性的项目。但高油价受害补贴的性质却有所不同。政府以缓解中东战争引发的“高油价·高汇率·高物价”三高负担为名,投入4.8万亿韩元,向占全国人口70%的3200万人按人均10万至60万韩元差别发放大规模现金性转移支出。自新冠疫情灾害补助金以来反复出现的广泛现金转移,令人担忧会不会不知不觉常态化。在“负担减轻了”的欢呼之后,真正沉重而无人追问的问题仍然存在:这笔支出以何为目标,是否配得上这样的代价。
政府强调称,“在不新增发行国债的前提下,通过超额税收和基金来筹措,因此国家债务不会增加”。然而这是一种偏离本质的辩解。根据经济学中的“李嘉图等价命题”,对于一定规模的政府支出,无论通过税收筹资还是通过发行国债筹资,理性经济主体的行为并不会发生变化。如果理性消费者将今日的减税或转移收入视为未来税收增加,那么通过举债筹集的补贴,其刺激经济的效果同样有限。即便是超额税收和基金也没有本质区别,因为这些盈余本来可以用于偿还国家债务,基金亦是为未来某种用途而积累的资金。当然,关键在于筹资方式的差异不会改变理性主体的行为,并非意味着政府支出本身毫无效果。
不妨举个比喻。某天双职工新婚夫妇下班回家,发现配偶突然买回了一辆高档跑车。这时,在“我们正在为买房存钱,现在有条件买这辆车吗?”与“这车是解约定期存款买的,还是分期付款买的?”这两个问题中,哪一个更为理性?更根本的问题显然是前者。与其纠结财政赤字的规模或筹资方式,不如先问,这笔支出本身是否真的值得。
韩国财政虽被评价为“尚有余力”,但这并非免费的午餐。在严格财政规则之下坚持均衡财政的前几代人的克制,才造就了今天的财政余地。而这部分余地正在快速消耗。10年前,国内生产总值(GDP)比国家债务比率在35%左右,如今已达50%水平,预计20年后将超过100%。以“这一比率仍低于发达国家”为由为赤字财政辩护,无异于将账单转嫁给未来世代。即便不提赤字财政的经典“挤出效应”,也有研究指出,当债务比率超过一定水平后,财政乘数本身就会下降。归根结底,只有当通过国债筹集的资金转化为扩大潜在增长率和未来税源基础的投资,从而做大名为GDP的分母,债务比率才能趋于稳定。4.8万亿韩元的一次性现金转移,与这种扩大分母型支出相去甚远。
时点问题也必须加以审视。去年在经济增长率仅为1%、处于经济低迷阶段时,补充预算中的消费券尚可视为可以理解的刺激措施。然而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环比达到1.7%的惊人水平,在人工智能带动半导体需求激增的背景下,股市也一片火热。原本应在经济降温阶段使用的财政牌,在复苏信号已经显现之际再度打出,是否合适?向3200万人发放现金性支持,若说是福利政策,其覆盖面过于宽泛;若说是刺激经济,其时点又与景气周期错位。一旦临时性应对演变为惯性操作,这就不再是危机应对,而是财政的刚性化。
无论通过何种方式筹资,其负担终究会落到某些人身上。理性的经济主体会追问:此刻的我们,真的在购买一辆值得出手的车吗?
Gwak Noseon 西江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前韩国金融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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