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物价是上涨还是下跌,不如说剧烈的波动性更重要。因为一旦波动性扩大,就意味着经济的不确定性随之上升。”
这是财政经济部一位高层官员在私下场合的说法。对于“物价怎么也不降”的抱怨,他反问道:“一旦物价开始加速下跌,消费就会戛然而止,那不是更危险吗?”决策当局的认识很清晰。政府口中的“物价稳定”并不是要不计一切代价把价格压下来,而是要尽可能缓和价格的急涨急跌,也就是降低波动性。
表面看,物价下跌当然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因为购物负担减轻了。然而当局警惕的是下跌的“速度”以及紧随其后的连锁反应。当价格迅速下滑时,消费者会推迟支出,因为会产生“再等等会更便宜”的预期。消费者支出减少,企业就会缩减生产和就业。这会演变为收入减少与需求萎缩互相放大的通缩恶性循环。反过来,如果物价上涨过快,同样会出问题。实际收入下降,企业在成本飙升的压力下停止投资。无论是上涨还是下跌,只要速度过于陡峭,经济引擎就会迅速冷却。
政府“警惕波动性”的政策哲学,最近最具戏剧性的体现就是引入石油类产品最高限价制度。受中东战争余波影响,国际油价可谓大起大落。迪拜原油从开战前的2月27日每桶68.4美元,短短3周后在3月19日飙升至137.82美元,涨幅高达101.5%。在俄乌战争期间,国际汽油价格上涨17.3%,国内价格则上涨了15.3%。而在本次中东战争中,虽然国际价格暴涨73.9%,国内价格涨幅却被压制在16.6%。
如果政府完全听任市场自行调节,会出现什么情况?按照政府测算,3月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本会达到2.8%(上升0.6个百分点),4月则会飙升至3.8%(上升1.2个百分点)。家庭实际购买力将急剧下滑,运输和制造成本暴涨会让企业陷入恐慌。
政府实施的最高限价制度和燃油税下调,是强有力的市场干预手段。相当于放慢了国际油价暴涨向国内物价全面传导的节奏。政策这道“防波堤”吸收了巨大的外部冲击,从而减缓了家庭和企业实际感受到的负担上升速度。当然,这一做法也存在局限。由基数效应带来的物价上行压力短期内仍将持续,而对市场价格进行人为压制的政策,拖得越久,副作用越大。因为政府不可能长期牢牢掌控油价或汇率等巨型外部变量。
尽管如此,最高限价制度所传递的信号却十分明确:政策的终极目标并不是“价签上的数字”,而是让经济主体可以提前应对的“可预见性”。通过延缓冲击、引导经济软着陆,阻止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的泥沼。这正是当局不惜动用最高限价这一极端手段,所要守住的“真正的物价稳定”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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