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由CGV、乐天、Megabox三大公司垄断20年
银幕高度集中引发投资体系崩塌
在进入地方性流行阶段后,世界主要国家的大多数电影院都已恢复。韩国却仍在谷底徘徊。去年影院观众人数为1亿608万8808人,仅为疫情暴发前2019年2亿2667万8228人的46%。同期美国已恢复到62%,欧洲大多数国家超过75%。日本在2024年达到74%后,去年已接近100%恢复。疫情是全世界共同经历的,奈飞在日本和法国同样存在。唯独韩国观影人数连一半都不到,这绝不是简单的恢复滞后问题。
绝对数值也印证了这一点。2013年至2019年,韩国影院观众人数连续7年突破2亿人。然而去年的数据甚至不及20年前2005年的1亿2330万701人。商业片上映数量也从2019年的100部骤减到去年不足30部,锐减近70%。韩国院线不是在恢复,而是在崩塌。
从银幕垄断到投资垄断
韩国电影制作者协会、全国电影产业工会等电影团体认为,根源在于产业结构。CGV、乐天影院、Megabox三家企业占据了绝大部分银幕,还通过子公司兼营发行和制作。美国自1948年“派拉蒙判决”起,已禁止此类垂直整合70多年。尽管2020年相关同意命令终止,但长达数十年的分离历史,已孕育出独立发行商和独立影院的生态。
相反,韩国允许垂直一体化,并将其弊端放任了近20年。影院兼营发行后,在制度上天然有动力优先安排关联公司出品的影片。独立发行商在争取放映厅时处于劣势,中小制作公司在吸引投资方面也明显不利。
最直观的弊端就是“座位倾斜”。银幕被高度集中分配给票房排名靠前的影片。这一做法固化为惯例后,多厅影院事实上成了大片专属放映场。例如,《阿凡达:水之道》和《疯狂动物城2》在去年12月17日起约3周时间里,合计占据了全国影院座位占有率的85%。被这两部影片挤压的其他电影很快就被下线。随着影片从银幕上消失的速度加快,观众开始转而选择IPTV或流媒体平台,而非走进影院。
垂直一体化也破坏了投资环境。拥有院线作为子公司的大型发行商,凭借在获取放映厅上的优势地位,从融资到项目获取几乎实现了独占。疫情冲击导致这些公司的资金状况恶化,投资资金几乎断流,甚至伸手去拿原本为扶持中小制作公司而设计的母基金资金。据推算,去年上映的韩国商业片总制作费为3000亿至3500亿韩元,比前一年骤减40%。
近期公布的2026年度电影母基金账户公告不仅没有扭转这一趋势,反而将其固化。公告允许相互出资限制企业集团出资,并首次允许对“跳过院线、直接上线流媒体平台”的电影进行投资。也就是说,用中小企业扶持资金去帮大企业,用国内电影振兴资金去帮全球流媒体平台,这样的结构在政策层面被正式确认。
无监管市场的结局
电影振兴委员会今年2月发布的《电影内容消费大趋势研究》显示,消费者回避影院的原因中,第一位是“观影费用负担(25.1%)”,第二位是“缺乏值得一看的电影(21.5%)”。票价上涨、片单多样性下降,这两大导致观众流失的条件同时具备。上班族Kim Sunghun(46岁)表示:“最近在影院想找到一部真想看的电影变得更难了”,“就算是有六个影厅的影院,实际放映的影片有时还不到六部。”
法国通过银幕集中度限制制度,防止单部影片垄断座位;并以法律形式规定从影院到免费电视的分阶段发行结构,以此保障投资资金的回收路径。日本则不是通过立法,而是靠行业自律来维持长期放映的惯例。将把银幕集中给热门影片视为“丢脸”的行业文化,经过数十年逐步形成。
日本的东宝、松竹、角川为中心,也形成了制作、发行、放映的垂直一体化结构,但运作方式与韩国有很大差异。业界在数十年间逐渐形成共识:与其追求短期票房最大化,不如维护“影院这一空间”的公信力,从长远看更有利。此外,日本电影票价约为一顿平均午餐价格的2.2至2.5倍,而韩国仅为1.3至1.5倍。可以说,日本即便单厅观众较少也能盈利,而韩国必须填满座位才能赚钱,两国在经济基础上就截然不同。
有舆论指出,近20年来对寡头垄断和垂直一体化放任不管,政府责任重大。韩国剧本作家协会理事长Kim Byeongin表示:“自从1997年开始对电影产业提供扶持以来,近30年扶持方式几乎没有变化”,“政府必须了解产业和市场环境正急剧变化。”
韩国电影制作者协会会长Lee Eun也强调:“由于政府和大企业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韩国电影产业的危机比疫情期间更加严重”,“如果不能营造出多部电影共存并能公平竞争的环境,就无法摆脱这片泥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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