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就业”名义下崩溃的高峰应对体系
乘客被迫承担的就业政策成本
最近每次前往仁川机场,遇到连休或早晨时段,安检和出境审查动辄要排队等候两三小时。错过航班的人也屡见不鲜。为了赶上清晨航班,人们不得不更早出门,在机场里一路狂奔,即便登机截止时间近在眼前,队伍却迟迟不见缩短,面对这样的现实,很难不产生抱怨。安检既是重要的国家安全职能,从旅客立场看又是明确的服务。过度的延误和等待不仅仅是单纯的不便,更意味着机场运营的明显失败。
在仁川机场的运营体系中,其中一个可以被指出的失败原因,就是过度转向以子公司为中心的用工方式。像机场这样需求波动极端的行业,本应将用工弹性视为必需,但自2020年起,机场以压缩原有委托·外包为目标,选择了以子公司为中心的直接雇佣体系。虽仍存在短期委托,但在将安检人员“转正”的基调下重组用工体系,直接削弱了竞争。直接雇佣的负担意味着成本负担必然加重,人力池因而始终偏紧,本该通过委托和非正式雇佣来应对高峰的部分,也变得难以施展。
在这一点上,新加坡樟宜机场的案例颇具启示意义。新加坡既不禁止外包,也不执着于直接雇佣或正式雇佣。相反,它通过制度性强制,让无论由谁雇佣都能积累熟练度的结构得以运作,从而维持运营质量。对安保人员按职务等级规定最低基本工资和培训要求,并将其与执照、即许可证条件相连接。通俗地说,就是不任由“因为是外包所以可以廉价使用、随时更换”这种结构自然发展,而是整体抬高行业底线,以此确保运营稳定性。相较之下,仁川机场在强调正式雇佣稳定性的同时,一味推进直接雇佣,在某种程度上用这样的框架替代了真正的问题解决。
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答案在于通过制度设计来确保弹性。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用不用外包”,而在于如何构建结构,使外包无法损害服务质量,避免外包固化为低工资、低质量的模式。比如,可以参考澳大利亚或新加坡的案例,将核心业务以多年期合同方式外包,同时持续检查运营质量,提高外包本身的水准,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外包企业用工的稳定性。设计制度性装置或激励机制,帮助外包企业员工积累职业熟练度也十分重要。在此基础上,还应利用新技术来缓冲人力问题。当然,仁川机场也提出了引入人工智能和3D扫描仪等技术的路线图,但与实际运营的结合速度偏慢,有必要更快、更大范围地将其与运营相结合并加以扩展。
当机场运营仅被“转为正式雇佣”或“尊重工会”等口号所概括时,真正的系统往往无法正常运转。委托和外包本身并非善恶问题,而是为运营服务的选项。如果设计得当,就能提升质量、吸收高峰需求,实现稳定运营。反之,在“委托就是坏”的思维模式下,只是一味推进正式雇佣和直接雇佣,组织就会僵化,调整成本也会水涨船高。因此,不能仅凭正式岗位数量的增加就宣称政策成功。关键不在于统一用工形式,而在于即便多种用工形式并存,制度也能保证运营不被撼动。劳动的权利与尊重固然重要,但机场运营并不能仅靠这一点支撑。高峰每年都会到来,旅客不断增加,航班在清晨时段高度集中。此时所需要的不是“正式工还是非正式工”的政治口号,而是能够承受高峰的人员池设计和用工弹性的保障。
Kyung Nakyung 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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