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WomanTalk]我们要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别做”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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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社会，一旦发生大大小小的事故，人们自然而然就会追究政府责任。即便是一些小小的不便、个人选择的结果，有时甚至是私人问题，也常被归结为“国家为什么没管好”，进而对政府提出批评。向即将离任的驻韩大使们询问在韩国生活时感到不便之处时，他们往往回答说，“不要这样做”的警告实在太多。

例如，大海里拉着绳索，一旦有人游出绳索外，马上就会响起哨声。游多远本应取决于个人能力和判断，但他们告诉我，国家的干预显得过于强烈。对每一位国民的安全进行过度保障的态度，是在近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国家主导发展模式的产物。经历工业化和独裁的黑暗隧道时，“国家必须成为保护者”这一强迫观念深深烙印下来。

这种观念的根源，也可以追溯到将“保护并教化百姓的国家”视为理想形态的儒家传统。人们潜意识里仍保留着这样一种想法：国家若要拥有道德权威，就必须让百姓吃饱穿暖，并像对待子女一样照拂他们。重视共同体和谐胜过个人的文化，尤其在公共领域，发展为一种比起个人自由更强调秩序的意识。共同体意识有许多积极面向，但同时也确实导致一种倾向：人们不把规制和干预视为令人不快的控制，而是顺理成章地加以接受。

这种文化和历史经验在日常生活中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在KTX列车上，关于在车厢内保持安静、不要通话的广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在地铁里，则不断广播不要进行不必要的身体接触、不要进行非法拍摄等数十条禁止事项。桑拿房里贴着不要使用油类、不要携带手机入内的告示。

即便是一些本属常识的事项，也被密密麻麻的“禁止”提示所覆盖。公园长椅上写着“请勿进食”，旅游景点里到处可见“请勿涂鸦”“请勿破坏设施”等禁止标语，几乎塞满了公共空间。令人惊讶的是，大多数市民都把这些禁止性命令视为理所当然，或视为必须忍受的必要之举，而并不把它当成问题。

如此细致入微的规制背后，是韩国社会高度的风险规避倾向。一旦发生事件，首先被提起的就是政府责任；出于对此的担忧，公共机构往往采取从源头彻底封堵潜在风险的应对方式。规制不断强化，而一旦形成的规制也很难被废除。然而，滥用规制在过度保护市民的同时，也使其变得被动，阻碍成熟公民意识的形成。

当前我们需要的是重新划定“国家适度介入的界限”。政府应当把重点放在维护生命和安全的结构性风险管理上，而对个人的日常选择或生活方式不应做过度规定，对于那些本就不该做的事，也不必一再通过“不要这样做”的方式加以强调和控制。同时，市民也应当不再向国家提出无限责任的要求，而是意识到自身的自由与责任，逐渐形成对不必要规制提出质疑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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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社会是一个国家与市民彼此抱有高度期待的独特共同体。这种期待确实也成就了今日的发展。然而，当自由与多样性在“保护”之名下被过度压抑时，我们就必须重新发问：政府应当在多大程度上介入我们的生活？而我们又在多大程度上不加思索地接受了这种介入？只有当我们不放弃追问这些问题时，韩国社会才能真正迈向更加成熟的先进社会。

前驻英国大使 Park Eun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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