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晚5人轮流站岗…性剥削后遗症下自残问题严重[性剥削,出局]
⑤性剥削受害青少年所经历的痛苦
“入住这里的青少年,大部分都在服药进行精神科治疗。自残程度也比以前严重得多。”
本月17日,记者走访了首尔一处收容10名性剥削受害儿童·青少年的支援设施。一楼带有厨房和客厅的空间里设有院长室,紧挨着的是摆放双层床的卧室。这里住着有自残行为等、高危程度较高的儿童·青少年。院长室一角放着一张沙发,供5名轮流值夜班、以防突发情况的照护老师短暂休息。二楼还有5间摆放着双层床的房间。虽然能看出岁月的痕迹,但每张床上的被褥都显得干净整洁,床旁边摆放着多组带密码锁的个人储物柜。青少年在这里大部分生活所需的活动都要自己完成。他们每天下午在洗衣房自己洗衣服,在地下层布置的娱乐空间唱歌或看电影来释放压力。
在这里工作的Kang Yujeong表示:“很多孩子晚上睡不着,或很难忍受抑郁、愤怒调节等问题”,每当频繁面对令人惋惜的情况时,她也感到身心俱疲。她说:“孩子们在出现暂时性的焦虑、郁闷,或者想要冲动地‘解决’当下处境时,就会选择自残。叫119急救车的情况也经常发生,严重时还会住院治疗。”
采访结果显示,性剥削受害儿童·青少年卷入犯罪的过程大致相似(前文报道:①暴露在标注“未成年”的开放聊天房里的孩子们……一对一聊天的泥沼)。他们在网上结识某人,对方很会听自己倾诉,还时不时给零花钱或送优惠券等礼物,孩子们便逐渐产生依赖。加害者先是要求对方发送眼睛、手指等身体局部照片,随后逐步发展到索要全身照片,甚至诱导发生性关系。儿童·青少年误以为自己被看见、被爱着。(前文报道:②“说要给我买游戏道具” 一边打游戏一边遭性剥削……甚至假冒咨询机构)
Kang表示:“有一名正在上中学的女学生,曾遭继父性虐待,后来通过匿名聊天认识了一名男性,结果被确认拍摄了视频。”她说:“因为是未成年人,必须报警,但反而是受害本人表示不想报警,我们在劝说她时费了很大劲。”
在首尔另一处受害者支援设施工作的Kim Jisu也表示:“诱骗性控制(grooming)比以前更加隐蔽,很多青少年把性剥削误认为是与成年男性交往。”
虽然是在网上认识,但儿童·青少年自以为从加害者那里获得了情感支持,即便身处被性剥削的境地,也仍将对方视为“爱的人”,因此很难脱身。Kim说:“现在要惩罚加害者非常困难,‘性买卖’‘性剥削’和‘性暴力’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也是一个原因。由于遭到诱骗性控制,青少年往往意识不到自己正处在受害情境中,而是持续被置于被剥削状态。”
她接着表示:“因为遭受性剥削等问题,孩子们带着慢性创伤、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症状来到支援设施,在集体生活中也会遇到困难。加害者则利用这一点,引诱他们‘离开那里,跟我在一起’,青少年有时一言不发就离开,这种情况下很难继续提供受害支援。”
在大田地区支援机构工作的Lee Seonjeong称:“过去,贫困是性剥削犯罪的主要原因,但现在则是钻儿童·青少年各种脆弱性的空子。只要使用网络的儿童·青少年,都有可能成为诱骗性控制犯罪的对象。加害者在网上看到的所有儿童·青少年,都被他们视为性对象并主动接近。”
她说:“加害者不仅利用经济上的脆弱性,还会抓住情感、心理上的脆弱,以及在亲子关系中产生的匮乏。更重要的是,他们利用在网上沟通、建立关系更容易这一点实施犯罪。”
她还表示:“在一个连对儿童·青少年说‘很性感’都被容忍为赞美的社会里,那些想在网上获得他人关注的孩子,其欲望正被性剥削者利用得淋漓尽致。通过诱骗性控制,性犯罪变得更加容易。”
与受害儿童·青少年共同生活的照护老师们回忆,以前主要是围绕离家出走青少年等群体来思考如何构建预防性剥削犯罪的青少年支援体系,而现在则形成共识:有必要面向所有儿童·青少年开展真正到位的预防教育。Lee指出:“在性剥削影像的受害者中,十几岁的比例一点也不比二十多岁的少,但与其严重程度相比,目前现实中还没有拿出相应的对策。”
采访过程中遇到的性剥削受害儿童·青少年支援设施照护老师,为保护机构内孩子们的身份信息,均使用了化名。
※如因数字性犯罪、家庭暴力、性暴力、性买卖·性剥削、恋爱暴力、跟踪等遭遇困境,可通过女性紧急电话1366(☎1366)全年365天、每天24小时获得支援。关于儿童·青少年性剥削受害的相关咨询,也可通过韩国女性人权振兴院青少年咨询渠道“D4Youth”(@d4youth)进行一对一匿名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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