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遗忘与沉默也可能成为一种暴力 View original image

今夏初次前往波兰时,我怀着一种模糊的义务感,前往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博物馆。那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实施犹太人大屠杀的最大规模集中营。在这座“灭绝营”里,包括犹太人在内的约140万名囚犯被纳粹杀害。将集中营变成堡垒般的高墙、铁丝网、毒气室、焚尸炉等设施,清晰地展示了这片对肉体进行灭绝性暴力的现场。记住并悼念遇难者,是幸存者让死亡持续“存在”的唯一方式。


时隔数年,我又一次造访济州岛。从登机前起,一种迫切的义务感便笼罩着我。此前我去过济州十余次,却是第一次前往“4·3和平公园”。以Han Kang作家的长篇小说《不告别》和短篇小说《白色花朵》为背景的“济州4·3事件”,是从1947年起、历时7年7个月在济州岛发生的平民屠杀事件。关于4·3事件的真相调查报告书将其界定为:“自1947年3月1日警察开枪事件为起点,由对警察和西北青年团镇压的反抗开始,自1948年4月3日南劳党济州道党武装队起义以来,直到1954年9月,在济州岛上武装队与讨伐队之间发生的武力冲突和镇压过程中,大量居民遭到杀害的事件。”


4·3和平公园内,随处可见只按年龄记录、没有姓名的追悼碑。“某某之子 1岁”“某某之女 3岁”……济州的村庄里,有许多家庭的祭日是同一天。那是因为当年几乎家家相隔一户就是灵堂,亲人失踪的家庭都会在同一天举行祭祀。近来,济州岛借Han Kang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机,历史教训之旅(暗黑旅游)日益活跃。我在济州机场见到的团队游客和来修学旅行的学生,在这里又一次遇见。他们大多和我一样,像是第一次来访。对于那些通过Hyun Ki-young的小说《顺伊阿姨》和电影《济州安魂曲》来记忆4·3事件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在现场重新思考历史事实的好机会。


一切真相尚未被查明的存在,都是冤屈的。名为“掩盖”和“遗忘”的暴力在暗中精巧地相互作用。基于单方面信息作出即时判断的一切行为,都可能构成暴力。伟大的文学和诚实的新闻之所以可贵,正在于它们始终追索真相,并作出最为审慎的判断。


Han Kang的作品《少年来了》中,对暴力的描写让人难以读下去。Han Kang表示:“现实中发生的事情比小说里写的可怕得多,根本无法想象把那些写进小说,就连好不容易写下来的部分,后来也都删掉了,最后勉强留下的,就只有现在读到的这些。”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称她用优美的文体描绘了暴力,但在我看来,她本就难以承受书写暴力场景的痛苦,因此宁可选择了优美的语言。Han Kang是那种“有时连看着烤盘上烤肉的情景都感到难以承受”的人。


济州4·3和平公园相关负责人表示,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参观者大幅增加。这固然令人欣慰,但也出现了反对的声音。有观点主张,应将小说《素食主义者》列为青少年有害图书,禁止阅读。理由是,在《素食主义者》的第二章《蒙古斑》中,姐夫与小姨子的关系描写在伦理上并不恰当。



以这样的理由将《素食主义者》定为青少年禁书,听上去就像说《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只是讲述外遇后自杀的女人的故事一样。这种说法近乎一种语言暴力。当我们放弃、或者任由遗忘对某个人或某个事件进行准确了解之时,暴力也在悄然运作。


本报道由人工智能(AI)翻译技术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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