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低生育率问题，看不见的解决方案

Published 06 Sep.2023 11:00(KST)

我国低生育率问题，如今已在身边随处可感。因为没有学生而被迫关闭的小学，也已不再罕见。数据显示，去年国内总和生育率为0.78，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出生率低于1的国家只有韩国一个。今年第二季度的新生儿数量预计将再次刷新历史最低纪录，年末生育率预计将跌入0.6区间。

政府正以“救火”姿态密集推出各类生育激励政策。明年预算案中纳入了父母津贴扩充、育儿假薪资发放期限延长等内容。地方自治团体也在推进一项政策，即由祖父母照看孙辈时，每月可领取30多万韩元的照护补贴。这些政府政策的共同问题在于，做出反应的群体可能出现偏向，生育鼓励政策也不例外。在住房、教育、青年就业、退休后生活保障等影响婚育的社会基础尚未得到充分改善的情况下，接连出台的临时性政策，与其说能提升作为国家经济中枢的中产阶层生育率，不如说更可能以一种略显尴尬的方式，仅在低收入阶层的生育率上产生效果。在财富代际传承已然固化、尤其在贫困阶层中代际传递更为强烈的结构下，生育率的这种不对称问题，可能会加速经济不平等阶层固化的副作用。

那么，中产阶层的生育率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原因固然多样，但女性职业中断问题尤为突出。根据女性家庭部数据，在2022年职业中断女性实态调查中，10名女性中有4人因结婚、怀孕与生育、育儿假等原因经历过职业中断。该比例为42.5%，比2019年调查时的35%足足提高了7.5个百分点。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有子女的已婚女性经历职业中断的比例，高于无子女性。职业中断的影响不仅限于中断本身的时间长度，还会波及今后的职业稳定性与工资水平。统计显示，职业中断前为正式雇员的比例为88.2%，而中断后则大幅降至51.5%。

归根结底，解决方案在于将企业文化朝着重视职业持续性和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方向加以改善。如果企业不能自发改变，政府也有必要辅之以适当的“鞭子与胡萝卜”式政策。按照统计厅资料，2021年韩国男性育儿休假使用率为4.1%，远低于女性的65.2%。尽管有部分意见认为统计存在误差，但目前无论企业还是政府，都必须大力鼓励男性休育儿假，这一点无可否认。以日本为例，据厚生劳动省数据，去年男性育儿休假使用率为17.1%，过去10年持续上升。日本政府为2025年设定的目标竟高达50%，虽然看上去几乎不可能实现，但其政策方向本身是值得肯定的。相较之下，韩国在这一领域的改进已刻不容缓。政府可以考虑将女性在职业中断后重新成为正式雇员的比例、男性育儿休假使用率等有助于提高生育率的相关指标，纳入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ESG）评价，并将其反映在公共养老金投资等方面。

持续走低的生育率，是我国所面临的危机之中最严重的一项。目前尚未看到能够扭转长期趋势的特效药式解决方案。仅仅依赖政府主导的短期激励政策，只会加速悲观未来的到来。现在亟须包括企业在内的社会各界提高问题意识，积极参与到共同体的应对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