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赫尔曼·冯·凯泽林对以基督教为首的西方哲学颇多批判,却对佛教、印度教等东方哲学十分博学且抱有好感。他走访了锡兰的佛教寺院、印度的印度教神庙、中国的孔子祠堂、日本的佛教寺院等这些支撑东方世界数千年的哲学现场,在那里结识了僧侣与贤者、当地居民与思想家。有时他倾听他们的言语,有时又与他们展开激烈争论,独自思索、苦苦琢磨,在这个充满对立与共存、不安与混沌的世界中,自己究竟应当如何加以接受。在这一过程中,他将自己迄今积累的知识转化为一种独立的哲学原理,并将其内化为理解自己所处世界及其中生活着的人们的工具。字数57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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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且长于推理的学者们往往对佛教哲学心生欣悦。这可以理解。马赫并不认为需要形而上学,也未表现出宗教情感,因此满足于现象学的相对主义。与此相反,凡是像佛陀那样理解诸概念、并尊重普遍性的人,自然而然会以绝对的哲学为目标。这样的人无论以何种形式,都会预设一个绝对存在。从本质概念出发,以与佛陀偶然相似的目光观照现象的印度教贤者们也是如此。西方亦不例外。创立了一种重视情感的教派式学说的奥古斯特·孔德,将“作为人而活着的神”视为寓于人格中的神圣性的威廉·詹姆斯,以及晚年转向“不可知论”的赫伯特·斯宾塞,想法也都相同。



佛陀创立了一种可称为现象学的宗教。佛陀以福音书式的体例分析认识。这本是马赫可能会做的事情,而佛陀已经做了。在西方人看来,这是极具悖论意味的事。正因为如此,婆罗门哲学家们才轻视佛教。起初我也觉得奇怪,如今才终于理解。在与生活于热带地区的人有关的生理条件之下,佛教事实上足以呈现出福音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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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曼·冯·凯泽林,《流浪的哲学家》,Hong Munu 译,Param Book,3.2万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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