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英雄]③被无核化掩盖的牺牲，尹政府的“最后机会”

by Yang Nakgyu

by Jang Heejun

Published 26 Jul.2023 09:12(KST)

Updated 04 Aug.2023 14:41(K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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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无核化”一启动，“国军战俘”议题被掩埋
强调“报勋”的尹政府，查明真相最后机会
“应设立真相调查委员会……礼遇应由报勋部负责”

编者按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签署，朝鲜半岛的炮声戛然而止。然而数万名国军战俘却未能回到家人身边，被赶往朝鲜北部的煤矿，奔赴战场的年轻勇士们在祖国的冷漠中成了“被遗忘的英雄”。70年过去，仍被扣押在朝鲜的幸存者被推定多已年逾九十。尹锡悦政府任期之所以被评价为“最后的机会”，正缘于此。值《停战协定》签署70周年之际，本系列将审视长期漠视国军战俘牺牲的制度，探寻改进之策。

随着被扣押在朝鲜的国军战俘幸存者年龄被推定多已超过九十岁，要求尹锡悦政府更加积极敦促遣返的呼声不断高涨。包括设立真相调查委员会在内，相关部门应当联动应对的建言也接连出现。

据统一部26日消息，南北双方自1953年签署《停战协定》后，至1964年为止，在军事停战委员会上共11次讨论战俘遣返问题，但毫无进展。2018年6月在第12次红十字会谈上最后一次被提及之后，这一议题便从政府的正式记录中消失。

历届政府的“沉默”……由外国人去游说朝鲜人权决议案

历届政府无论保守、进步阵营，对国军战俘遣返问题都保持沉默。韩国政府为何如此冷漠？表面上的理由是“无核化磋商”优先。一位前统一部官员表示：“从2000年代初开始，返乡的国军战俘逐渐增多，但那正值金大中—卢武铉政府时期，这一点极具致命性”，“在需要安抚朝鲜的立场下，很难把战俘遣返问题摆上桌面。”

尤其是文在寅政府，将国军战俘排除在主要议题之外。舆论普遍认为，这同样是一种为了对话而作出的“有意回避”。更重要的是，上届政府推进的“终战宣言”被认为可能使问题走向“无法解决”。如果对被扣押国军战俘只字未提的终战宣言取代《停战协定》，那么要求遣返的法律依据将不复存在。

在朝鲜金正恩（右）介绍下与金与正握手的前总统文在寅。韩国联合摄影记者团供图

政府在国际舞台上也被指放弃责任，自招批评。2021年3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的朝鲜人权决议案中，首次明确写入了“对未被遣返战俘及其后代人权遭受侵害的忧虑”，但韩国政府却没有加入共同提案国。幕后提出问题、争取各国支持的，并非我国外交部，而是一位“波兰人”。

主导此事的朝鲜人权市民联合副局长Joanna Hosaniak回顾称：“作为当事国的韩国政府一直保持沉默，只是表示‘我们也不会反对’，这一立场让人难以理解。”她接着强调说：“如果尹锡悦政府以‘全球中枢国家’为目标，就必须积极向国际社会揭示一个本质问题，即把国军战俘推入强制劳役的朝鲜反人道犯罪行径，与其核开发并非毫无关联。”

'强调“报勋”的尹……高龄幸存者，最后的机会

尹锡悦总统韩联社供图

随着尹锡悦政府上台，国军战俘问题迎来转折点。这源于其强调“报勋”的政策基调。特别是尹总统与美国总统Biden在4月韩美首脑会谈中表示，将“加强合作，解决被掳人员、被扣押者及未被遣返国军战俘问题”。这是国军战俘问题首次被写入两国元首联合声明。

鉴于幸存者高龄化带来的紧迫性以及现政府积极的政策基调，要求强化专门负责国军战俘问题机构的呼声日益高涨。以美国为例，1993年在国防部下设战俘及失踪人员事务局（Defense Prisoner of War/Missing Personnel Office，DPMO），致力于遣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6·25战争等战场上沦为战俘或失踪的官兵以及阵亡者遗骸。相比之下，我国政府在相关对策方面仅有1999年成立的“泛政府国军战俘对策委员会”。虽然统一部等7个部门参与其中，但负责主办此事的国防部人员仅有2人。新冠疫情暴发后，连定期会议都改为书面形式，该机构已形同虚设。

Mulmangcho国军战俘遣返委员会委员长、预备役陆军准将Jeong Suhan建议，以政府名义设立“国军战俘真相调查委员会”。这是因为相当多国军战俘在十几、二十多岁时就奔赴战场，如今几乎已无家属在世，替他们发声。Jeong委员长表示：“战时被掳人员的情况是，留在南方的家属成立了真相调查委员会，并通过相关报告追究朝鲜是否违反国际法”，“但国军战俘问题几乎没有合适主体来要求真相调查，迄今也未进行过政府层面的调查。应当设立拥有调查户籍和政府文书等权限的委员会，在为时未晚之前查明真相。”

“从没去营救过我们”……死后也得不到礼遇的军队

在6·25战争中被强行掳走为国军战俘、并于1984年在北韩去世的二等中士孙东植的遗骸，于2013年10月被送回国内。图为当时在国立首尔显忠院英贤奉安馆举行的迎接仪式上，其女儿孙明花上香的情景。联合新闻提供

也有意见认为，对“国军战俘”的认定标准已经严重落后于时代。如果在去世后才被遣返，就不被承认为国军战俘，也无法获得与其参战和牺牲相称的礼遇。这与被扣押幸存者年龄多已超过九十岁的现实并不相符。

例如，2015年安葬于国立大田显忠院的国军战俘二等中士Son Dongsik，在朝鲜北部历经严酷折磨，于1984年去世。他的脱北女儿Son Myeonghwa按照“把我葬在故乡土地上”的遗言，历尽千辛万苦将父亲遗骸运回祖国，二等中士Son在时隔62年后回到故土。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并未提供任何协助。相反，国防部通过DNA鉴定确认其为“国军战俘Son Dongsik”后，仍拒绝给予补偿或恢复名誉，理由是“这是死后才回来的战俘”。

由于国军战俘在身份上被视为“现役军人”，目前由国防部主管，但也有声音认为，既然支援和礼遇工作属于“报勋”范畴，就应移交给报勋部。不过，国防部依据相关法律，坚持由国防部担任主管部门。其理由是，2017年针对35名返乡国军战俘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有30人（86%）表示希望由国防部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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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战俘家属会代表Son Myeonghwa愤慨地表示：“我想问他们，每年拿着数亿韩元的相关预算，有哪怕一名战俘被他们成功遣返？”她说：“他们把我父亲在1951年就草草登记为阵亡者，直到现在都不予更正。如果父亲当年就牺牲了，1962年出生的我又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呢。”她接着指出：“国防部连去世的返乡国军战俘的葬礼都只是把预算交给民间团体，让他们自己去办”，“既然军队连起码的礼遇都做不到，就应当把主管部门移交给报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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