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是非非]无法落实的“急诊室转来转去”对策
全国每天都有约二十辆救护车,一边鸣笛朝大学医院方向行驶,一边压着中央线掉头逆行狂奔。因为找不到能接收的急诊室,在路上兜圈子,或者最先到达的急诊室无法收治患者而被迫再次转送,这种所谓的“急诊室转圈转送”,仅在2021年一年就发生了7634起。这还只是患者到达急诊室时尚存活的情况。在救护车上被反复转送,最终酿成悲剧的患者则另当别论。
每当急诊室问题爆发,政府就像放一台陈旧的录音机。上月31日召开的应急医疗紧急对策党政协商会上,依然是“鹦鹉学舌”式地念对策。这是从保健福祉部文件柜里拿出来又塞回去过多次的翻版方案。起初就未能执行,这次同样是无法落实的、不切实际的纸上谈兵。其根源在于政府和执政党习惯于官僚式管控,从不站在急诊患者的立场思考应急医疗服务。
当天由Park Daechul担任委员长的国民力量党政策委员会和保健福祉部官员从抽屉里拿出的第一项对策,是限制高级医院急诊室接收轻症患者。换个角度,从急诊患者立场看:如果被医院以“轻症”为由拒收,事后却发现其实是重症并导致死亡,这份冤屈由谁来负责?如果政府无法回答这一问题,“中重症与轻症患者双轨分流扩大”就根本无法执行,过去一直如此。
政府和执政党的第二项对策,概括起来就是:“如果没有空床,就从轻症患者中挑出一人赶走,强制接收新到的急诊患者。”再从既有急诊患者的立场看:如果有人告诉你“来了比你更重的病人,你把床位让出来走人”,你就必须心甘情愿地牺牲吗?更重要的是,这种构想正面违反《医疗法》中禁止拒绝为既有患者诊疗的规定。这一情节充分暴露出,保健福祉部草草拼凑对策交给执政党,而政策委员长则照稿宣读的敷衍程度。
本次党政协商会上虽然没有提及,但随时可能再度被拿出来的“万用药方”,就是“对高级医院急诊诊疗费征收额外附加费”。急性疾病或损伤在发病后30分钟内是否开始治疗,对生命维持具有重大影响。站在急诊患者的立场,疼得要命时,难道还能先精打细算费用,再挑一家小急诊室去吗?高级医院急诊室的费用本就远高于中小医院。如果进一步提高附加费费率,只会推高大医院的收益。
从政府和执政党视线之外、也就是急诊患者的立场来看,最迫切需要的是急诊室的可达性。如果附近就有急诊室,轻症患者自然会像水流一样分散开来。然而,原本就存在的中小医院急诊室,自从保健福祉部在2012年实施所谓“急诊室值班法”后便持续倒闭。由于该法带来的副作用导致急诊室亏损加剧,急诊医疗机构数量从2012年的458家减少到去年的405家,缩减幅度超过10%。
政府和执政党应当让中小医院的急诊室在无须担心亏损的前提下重新点亮灯光。就像即便消防车当日未出警,消防署预算照样拨付一样,在急诊医疗领域,可以将其从与到院患者数量挂钩的按项目计价医疗收费体系中单列出来,作为例外处理。健康保险审查评价院也提出了这种模式(《急诊医疗收费改善现状及课题》,2020年)。如此一来,政府和执政党就不必再对国民放话“禁止轻症患者使用高级医院”,也无需再用“我们要多收附加费,你们快去小医院”这种方式把患者往外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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