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终有一死。人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离世无人知晓”这一点上是平等的。秦始皇为追求长生不老、寻觅不老草而日夜不休,最终也没能逃脱死亡。那么,死亡只是痛苦和恐惧,因此必须竭力回避的吗?如果得知自己的生命只剩下一周或一个月,你最想做什么?围绕这个问题寻找答案的过程,就是所谓的“善终”。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在2010年和2015年发布了《全球死亡质量指数》报告,对各国生命终末期服务进行了比较分析。英国、澳大利亚、爱尔兰等位居前列。韩国在第一次调查中排名第30位,5年后上升到第18位,得益于二十余个指标中“治疗水准”这一项获得了较高分数。然而,用以减轻临终患者及其家属心理痛苦、给予安定感的医疗系统得分偏低。在能否让人安然结束人生这一点上,被认为仍有改善空间。
正如《论语》中“未知生,焉知死”的句子所言,我们深受儒家哲学影响,对谈论“死亡”有所避讳。这种现世中心的文化有多种表现方式。一提起“希望自己怎样离世”之类的话题,就被认为会带来莫名的负能量。“好丧”一词也是一例,指享尽福寿而去世之人的丧事。在葬礼上,人们一方面追悼亡者,另一方面又以“活着的人还要继续生活”为由,热热闹闹地一起吃喝。结果就是,人们鲜少有机会对死亡进行深入思考。
这种情况并非韩国独有,美国、德国和日本干脆将“死亡准备教育”制度化并逐步推广。从终身教育的角度出发,从儿童到老年人,按照人生各阶段,教授对死亡的理解以及克服悲伤的方法。美国是受公民运动影响而起步,德国则通过把文化与死亡相结合的讨论来推进,日本则出于预防自杀等目的,开始开展有关生命珍贵与尊重生命的教育。英国在2008年宣示,正如享有“美好生活”的权利一样,“美好死亡”也是所有国民应当平等享有的一项权利。他们将“在熟悉的环境中、与家人和朋友相伴、保持尊严与被尊重、无痛苦地离世”定义为“好死”。
近来,“善终(Well-Dying)”一词在老年群体中频繁出现。仅在上个月,笔者就两次被邀请做相关讲座并推荐书籍。这或许与已故Lee Oryeong先生的著作《最后一课》及其所实践的善终方式有关。在书中,他将自己新结识的“死亡”这位朋友介绍给读者,谈论“生命中的死亡”以及“死亡身旁的生活”。由此可见,善终是指在维护作为人的尊严、价值与品格的前提下,为人生画上句号。从狭义上讲,是指中止维持生命的无效医疗和开展临终关怀医疗;从广义上说,则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反思并预备死亡,同时更加珍惜当下的生活。在同一脉络中,2005年Steve Jobs那场著名演讲也常被提及。他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演讲中说:“死亡是生命发明的最伟大的创造。”意思是,常常想到死亡,才能更好地活好此生。
在韩国,自2018年《尊严死法》(生命维持医疗决定制度)实施以来,各类为“好死”做准备的聚会和教育活动不断增加。全国各地的社会福利馆和临终关怀协会推出了多种多样的项目,例如在拍摄全家福的同时拍摄遗照、定期撰写遗嘱、体验入殓、提前举行模拟葬礼等。真正参与这些流程后会发现,其核心内容都是“如何好好活着”的方法。首尔市50加基金会还推出了名为“生命终点协调员”的课程,涵盖丧礼所需的各项实务,也是善终项目的一部分。佛教中还有“死亡禅修”,通过接纳“终有一死”的事实,整理对死亡细微的恐惧与不安,使心境趋于平和,并借此在当下这一刻完全清醒地活着,形成在死亡面前也能保持弹性思维的过程。
根据个人的处境和信念不同,准备善终的方式也会各不相同。但将死亡视作生命自然而然的一部分,提前规划并处理与死亡相关的问题,从而获得内心的平静,这一过程对任何人而言都极其重要。关于死亡的思考,或许正是让人生更加密度饱满的过程。人们在临终时后悔的事情之一,常被认为是未能充分向所爱之人表达感恩与和解。愿借助已成为老年群体重要趋势的善终准备,让人们按照自己的人生优先顺序,活出光彩夺目的“人生第三幕”。
Lee Boram Third Age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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