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毕业人数是岗位的2倍
“Postdoc超过5年就成了生存问题”
25年间累积的供需反转
短期政策难以化解的“结构性泥潭”
即便拿到博士学位,通往独立研究者的道路也不会自动打开。现实中的年轻研究者在取得学位后,仍要一遍又一遍地从事为期1~2年的合同制研究工作。通往稳定研究岗位的路径越来越窄,博士后(Postdoctoral researcher·Postdoc)阶段也不再是通向科学家的“垫脚石”,而变成了不得不为生计发愁的“生存泥潭”。
历时25年被慢慢扭转的供需曲线
博士级人力本身在持续增加。根据韩国教育开发院(KEDI)数据,理工科博士课程在校生从2021年的3万3018人增至2025年的3万7526人。然而,可容纳这些人才的正式研究岗位却几乎原地踏步。
这一供需失衡的实质,通过追踪时间变化的“时间序列分析”显得更加清晰。把数十年的数据一一排开,顺着轨迹往回看,便能看到我国科学界的“中坚力量”是如何逐渐被压弯的,那种“模式”开始浮出水面。
Park Gibum 科学技术政策研究院(STEPI)高级研究委员的数据显示,1991~1995年,对R&D人力有需求的新增岗位规模为1万7443个,是同期实际培养出的理工科博士(6716人)的2.6倍。但从1996年起,博士级岗位的新增规模开始逐步低于博士毕业人数。到了2016~2020年,博士毕业人数已达到新增岗位规模的约2倍,出现了彻底反转。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反转并非在某一瞬间发生,而是25年间缓慢累积的结果。供给与需求的曲线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一点点错位,最终固化为结构性缺陷。这意味着,当下的危机已深陷泥潭,难以通过一次性政策或短期预算投入轻易扭转。
“Postdoc第4~5年,是脱离科研的临界点”
一线研究者尤其把“Postdoc第4~5年”视为最危险的阶段。Kim Chugang 国家科学技术人才开发院(KIRD)职业成长室室长指出,这一阶段是“短期合同反复叠加,雇佣不安达到顶点,同时又面临结婚、生育等人生周期性成本急剧上升的时候”,并分析称“非自愿脱离科研的现象在这一时期高度集中”。
在尚未站稳独立研究者脚跟的情况下,Postdoc阶段一再拉长,这既是学界无法充分吸纳人力的信号,也成为迫使年轻人才放弃科研连续性的关键诱因。
实际上,未能在研究岗位上站稳脚跟的“高学历无业者”比例正在上升。统计厅对2024年国内新晋博士学位获得者的调查显示,处于无业状态的博士比例高达29.6%。这一数字从2014年的24.5%在过去10年中持续攀升。
流向产业界是机遇还是危机……“基础科学空洞化”
近来,人工智能(AI)、半导体、生物等领域的企业比过去更多地吸纳博士级人才,但这一趋势难以单纯视为利好。博士人力流向企业,或许有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却会把失衡问题留给学界。
一边是企业的研发部门不断膨胀,另一边则是本应承担未来源头技术的大学和政府出资研究机构在基础研究领域面临严重的人才供给难题。投资和岗位过度向产业界倾斜,学界的科研生态则相对萎缩,“基础科学空洞化”的风险日益加大。
Kim 室长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在生物医学(Biomedical)领域实施的职业发展支持项目“K-Award”为韩国可借鉴的案例。当然,这一项目局限于生物医学这一特定应用科学领域,但其通过长期研究经费与职业发展支持打包提供,帮助新晋研究者顺利过渡为独立研究者的做法,颇具启示意义。也就是说,我国同样需要跳出单纯以科研产出为中心的评价方式,构建覆盖研究者整个人生阶段的安全网。
政府也已经意识到这些结构性局限。Lee Junbae 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未来人才政策局局长表示:“必须建立起一套厚实的支持体系,让研究者能够专注科研,并按照生涯周期不断成长”,“今后将集中政策资源,构建一种不再被短期合同束缚、能让年轻研究者实现长期成长的职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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