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Telegram与黑话的智能化犯罪…没有补充侦查如何抓获[混乱的公平交易调查]③

“在公平交易委员会（调查）阶段或许还能咬死不认，但一旦到了检察机关，就绝不可能不招。”

在涉案金额高达约10万亿韩元的淀粉糖价格串通案中，相关业界高管的通话录音原文，清晰呈现了行政机关调查与检察机关调查之间的差异。近期检方侦办的这一“淀粉糖价格串通案”，被视为凸显在公平交易犯罪中有必要进行补充侦查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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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公平交易委员会的专属告发权而进行的告发状移送，是刑事案件的起点。迄今为止，检察机关一直是在公平交易委员会移送的案件基础上开展补充侦查，进而锁定个人行为人，复原高层决策链条，并追加收集物证，从而“拼装”完成刑事案件。即便公平交易委员会告发的是法人违法行为，要在实际刑事审判中追究责任，仍须重新查明是谁作出的决定、汇报到什么层级。然而，随着中大犯罪调查厅的设立被提上议程，检察机关补充侦查职能被弱化甚至废除的方案开始讨论，社会上对公平交易案件“侦查完结性”可能遭到破坏的忧虑日益加剧。

在公平交易犯罪中，企业内部往往有多人参与，他们通过社交软件或黑话，以“细胞式组织”方式秘密介入。此次侦查中，企业方面甚至像“明星讲师”授课一样，在白板上写下涨价金额进行密谋，或者拍下发送串通公文的“认证照”以便相互监督。一旦侦查网收紧，他们就将证据投入碎纸机销毁，并通过内部取证系统删除记录，进行组织化的证据毁灭，毫不手软。

问题在于，以对方同意为前提的公平交易委员会“任意调查”，在追踪此类组织化掩盖行为时存在先天局限。一旦企业下定决心销毁证据或试图“切尾求生”，就很难像强制侦查那样即时予以扣押。一名专门办理公平交易案件的A律师表示：“如果说公平交易委员会在市场结构和竞争限制性判断方面具有优势，那么检察机关则负责锁定个人行为人和高层责任、证明主观故意，从而搭建起刑事案件的骨架。”其意在指出，仅凭一纸告发状，尚不足以构成能够经受刑事审判的完整结构，充其量只够应对行政案件。

出身于公平交易委员会的B律师也表示：“公平交易委员会主要围绕市场地位和竞争状况来判断违法与否，而刑事案件则必须具体查明个人介入程度和汇报体系。”他解释称，两者核查的重点本身就不同。实际上，在淀粉糖案件中，公平交易委员会最初告发的串通规模约为6.2万亿韩元。但检方通过两个月的搜查扣押和电子取证，发现了被隐藏的内部电子邮件，并将四散的交易明细加以汇总，最终查明实际规模高达约10.1万亿韩元，成为迄今为止食品价格串通案中金额最大的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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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问题在于，补充侦查的空白不仅会导致刑事追责失败，甚至可能动摇国家行政执行的实效性。侦查机关通过强制侦查获取的相关人员笔录以及被复原的物证，在此后企业联手大型律师事务所提起的行政诉讼中，将成为国家一方最关键的防线。

企业一旦被处以数百亿、数千亿韩元规模的巨额罚金，往往会委托大型律师事务所，发起撤销罚金的行政诉讼攻防战。此时如果没有通过强制侦查获取的关键证据，在激烈的法律攻防中，国家一方就很难抵御企业方的论证。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的C律师表示：“侦查机关通过搜查扣押，可以一次性打击到决策高层，效率很高。如果只是抛出一纸告发状而补充侦查就此停滞，那么在后续行政诉讼中，国家一方可能败诉，从而动摇罚金处分本身。”

各机关的目标和侦查方式本质上不同。一位前公平交易委员会法律辅佐官称：“公平交易委员会为了处以巨额罚金，必须精确到‘元’为单位进行缜密计算，并证明事实关系，以避免败诉风险；相反，侦查机关的目的在于判处有期徒刑和罚金，相较复杂的经济分析，更倾向于将相关人员一并锁定，争取获得‘集体供述’，处理方式相对粗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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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界普遍认为，只有结合侦查机关的强制力，才能彻底遏制日益智能化的卡特尔。无论侦查权是否移交至中大犯罪调查厅等机构，在公平交易委员会告发之后，填补刑事案件漏洞的精细补充侦查体系都必须予以保留。B律师表示：“公平交易委员会和检察机关就像一辆车的两只轮子，少了任何一只都转不动。如果强行拆散原本相互咬合运转的分工体系，最终只会导致国家在应对以万亿为单位的卡特尔时，整体侦查能力出现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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