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孩子们]“所有孩子都想和妈妈在一起…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

我把这封信寄给韩国政府。我叫马勒内·韦斯特高尔，目前在丹麦哥本哈根担任主厨。我于1982年冬天在韩国出生，刚过周岁就被送往丹麦收养，在一个小村庄长大。养父母既严格又充满爱心，非常体贴。虽然家境并不富裕，但在兴趣和教育方面从不吝啬投入。多亏如此，我得以参加体育、舞蹈、体操等各种活动。

1983年被送往丹麦收养的马勒内·韦斯特高尔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关于亲生父母的记录。根据韩国社会奉仕会的说法，她的母亲当时是一名27岁的、姓李的未婚母亲。但档案中甚至没有她同意海外收养的签名。韦斯特高尔表示：“如果我不能尽我所能去寻找真相，这辈子心里都不会安宁。” 照片由本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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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非常渴望与人好好相处、得到别人的喜爱。为了成为一个有趣、讨人喜欢的人，我付出了很多努力。但仅仅因为自己是东方人，就遭受了霸凌，严重到不得不转学的地步。人们叫我“韩国人马勒内”。养父母对我说：“你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可是一旦走向社会，我就意识到那只是一种幻想。别人对我做“拉眼角”的动作是家常便饭，现在走在街上仍然会有人朝我喊“你好”。在我经营咖啡馆、正值新冠疫情时期，有位客人甚至说：“我不想从你这里买咖啡，怕感染新冠。”

日常生活中的细微歧视至今仍在持续。我是丹麦公民，却时不时会听到别人称赞说：“哇，你丹麦语说得真好。”也有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一定很了解辛奇或大米。虽然没有恶意，但那是出于无知。有些人反驳说：“这不算种族歧视，只是开个玩笑罢了。”如今，即便遭遇歧视，我也会装作毫不在意，表现得若无其事。我也自己摸索出不去表达对收养的情绪的方式。只有这样，才能隐藏自己的弱点，避免听到那些伤人的话。即便如此，社会整体的氛围仍然是“能在这里生活就该心存感激”这一套。任何伤痛和歧视，一旦与生活在丹麦这样一个福利国家相比，就都被视作微不足道。

我偶尔会回想起自己在2023年第一次去韩国时的情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我是外国人。在某家餐馆里，服务员甚至忘了我不会说韩语，每次走到桌边都用韩语跟我说话。就连这种尴尬的瞬间，对我来说也是好的体验。虽然我对韩国了解不多，但那些陌生的事物反而让我感到安心，也有一种归属感。尤其是上班时间，一个人坐在首尔地铁里的那段时光，我格外喜欢。和那些与我长相相似的人们坐在一起，我感到很放松。至少在那一刻，我仿佛也在通勤，仿佛我的人生真的在韩国展开。

韩国政府已经宣布，将在2029年前中止海外收养，但我希望这一进程能更早结束。我不希望其他孩子像我一样，在海外感到自己是一个外来者，或者遭受歧视。如果仅仅因为外貌，没有人愿意和他们玩，或者不愿让他们加入小组作业，那将是非常悲伤的事。海外收养真的是对孩子最有利的决定吗？当然，如果我在1980年代留在韩国长大，人生肯定会和在丹麦成长大不相同。但至少在身份认同、归属感、家庭这类最基本的问题上，我或许不必如此纠结。也不必在讲述这些时，还要战战兢兢地担心听上去像是在对养父母有所不满。

也许有人会希望自己能拥有更多金钱或更好的教育，但所有孩子最终都只想和妈妈在一起。没有任何东西比这更重要。那些从未与家人、与国家分离过的人，很难想象这种痛苦。韩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像这样快速成长的国家几乎没有。那么，现在是不是应该帮助那些并不富裕、没有特权的人也能养育孩子呢？社会应当帮助父母有能力抚养自己的孩子。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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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1983年被送往丹麦收养的马勒内·韦斯特高尔（Malene Vestergaard，韩国名字为李美淑）在本月2日视频采访中的内容改写而成，作为递交给韩国政府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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