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智泳新作《我的名字是》
济州“4·3事件”遗留下的情感残骸
1998年的济州。高中生李英玉(Shin Wubin)嫌自己的名字太女性化、太土气,想要改名。年近六十的母亲崔贞顺(Yeom Hyeran)却不明白,当初为什么给女儿取了这样的名字。她作为一个八岁女孩时、1949年的记忆整个消失了。逆着时间往回追溯的过程既谨慎又沉重。郑智泳导演的新作《我的名字是》是一部关于记忆的电影。以济州“4·3事件”为背景,描绘了那些连名字都被夺走、却仍不得不活下去的人如何重新找回生命与尊严。影片通过“找回一个人的名字”来展开,被宏大话语所掩埋的历史悲剧,从而获得普遍性。
贯穿世代的伤口
影片的核心不在于历史事件本身,而在于事件之后留在人们身上的情感残余。这与跨越世代、年轻人对自我重塑的渴望交织在一起。郑导演通过交叉呈现1998年李英玉的教室生活和贞顺的记忆恢复过程,将这一点具象化。李英玉当上了班长,却沦为傀儡,被转学生金京泰(Park Jibin)主导的集体暴力无力地裹挟其中。另一方面,贞顺在接受精神科治疗的过程中,一片片地召回记忆的碎片。她越是奔走于济州各处,49年前那一天的记忆就越发清晰。
支配贞顺多年的情感,其真实面目在某一瞬间以历史残响的形式显露出来。那个时代的暴力,以一种无法用语言解释的固执、莫名的恐惧和过度的执着等形式延续下来。英玉所感到的郁闷,也就很难再被简单视为青春期情绪。影片为这样的解读留下空间:她属于那个必须承受父母一代沉默所带来后果的世代。
缺乏脉络的规矩,对年轻一代来说常常是一种压迫。对英玉而言,改名起初只是把一个土气的名字换掉的手续,是一种想要重新定义当下的自己、挣脱父母赋予的框架、以自己选择的身份活下去的欲望表达。然而,影片描绘的并不是这一欲望得以满足的过程,而是发现其背后真相的过程。英玉在了解到名字中承载的历史之后,改变了自己的选择。因为她开始感觉到,改名是一种象征性行为,仿佛要抹去过去的叙事,书写新的故事。
以沉默传递的历史
关于济州“4·3事件”的记忆,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逐渐浮出水面。影片所处的1998年,是这一记忆从地方创伤,转变为国家层面真相调查议题的转折期。在此之前,它只存在于文学、艺术和市民社会的语言中。小说家玄基荣发表《顺伊阿姨》后被带走调查,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郑导演捕捉的是个人复原与历史疗愈同时启程的那个瞬间。为了展示济州“4·3事件”仍在撼动幸存者的当下、是一场进行时,他呈现记忆的碎片,并通过校园暴力来隐喻国家暴力的机制。与《济州:被困洞窟的人们的恐惧》(2013年)那样写实描绘被困洞穴居民恐惧的作品不同,本片追踪的是宏大话语最终在个人生活中呈现出怎样的形态。它的目标不是再现,而是共情。
想到郑导演长期以来一直在处理制度性暴力,这一次的转变颇为耐人寻味。《南部军》(1990)、《白色战争》(1992)、《黑钱》(2019)、《少年们》(2023)等以往作品中,战场、法庭等都是追索真相的空间。而在《我的名字是》中,历史的残骸则在日常生活中被发现。
视线虽从公共空间移向私人空间,但问题意识却更加深入。经历过战争和分裂的一代,往往在沉默中养育下一代。那些未被说出口的过去,会在家庭内部以另一种形式运作,表现为莫名的敏感、来历不明的禁忌、过度的焦虑等。子女这一代在不知缘由的情况下,只能体验结果。历史悲剧留给后世的方式,并不一定只是教科书里的知识或清晰标注的记忆。
78年已经过去,人们对纪念过去这件事本身已然习以为常。然而,过去所留下的情感却并未真正被处理。了解事件,与理解伤口,是两回事。留下记录,与解开沉默,也同样不同。影片精准指出了这一缝隙。新的名字当然是可能的,但层层堆积的情感却未必因此得以化解。当那些未被解释的过去依旧残存时,未来真的能够自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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