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25件馆藏回望20年
艺术与生活相遇之处,那些问题的记录
柳永国的《山》像山,却不再向现实风景那一侧退让。三座山峰以红色色块挺立,天空以鲜明的蓝色展开。黑色的底部与绿色的色面托住画面,这样简单的构图却奇异地在心中停留良久。明明是描绘风景的画作,却不依赖情绪;明明将其推向抽象,却丝毫不显干枯。京畿道美术馆二十周年特别企划展《流淌与堆积》便从这份不会陈旧的张力开始。展览没有用说明去解读二十年的时间,而是先从那段时间里最终沉淀下来的某一种感官经验说起。
本次展览自3月26日至6月14日,以京畿道美术馆馆藏作品125件回顾过去二十年的收藏与展览轨迹。然而展览并未沿用纪念展的陈套话语,而是将“京畿道美术馆做过什么,又应当做什么”这一问题拆解成五个空格抛出:“艺术从( )开始吗”、“我们在( )生活吗”、“我们在( )记忆吗”、“艺术与( )同行吗”、“我在( )践行吗”。与其说是要观众填上标准答案,不如说更接近于追问:这些馆藏作品如今是否仍能生成新的问题。这既是一次梳理二十年的展览,同时又将这二十年重新推回为未完的句子。
因此,将柳永国的绘画置于开篇之处是恰当的。它既是韩国抽象艺术的一个场景,又像是对“艺术从何处开始”这一问题的凝练回答。绘画并不止步于对对象的相似,而是跨越到结构与节奏;风景也不再是再现,而成为一种张力的排列。
接续其后的第一部分展区,展出Park Hyeongi的《无题》、Kwon Osang的《阿古斯塔》、Koo Bohnchang的《太初之时 #13》,同样指向这一方向。艺术从来不是从标准答案出发的,它总是在形式的缝隙里、在质疑惯例的手势中、在试图以另一种感官去转译不可见之物的过程中重新开始。这次展览在讲述二十年历史时,没有选择时间轴,而是将形式的感受置于前景,理由正在于此。
从形式到生活,从生活到实践
进入第二与第三部分展区,问题被扩展到生活与记忆层面。Min Jeonggi的《人们》、Park Euntae的《绿色模组》、Bae Younghwan的《极度奢华而又寒酸的失眠》、Ham Yangah的《未被定义的全景2.0》,细细触摸我们所谓“活着”这一事实,是如何置于极其不均质的感官之上。
Kang Yobae的《黄波1》、Yun Suknam的《粉色房间》、Cho Donghwan与Cho Haejun的《美军与父亲》、Ahn Kyuchul的《为我们的孩子而读》则展示出,召唤记忆的方式并非简单回顾,而是重新编织当下视野。美术馆的馆藏不再是被保管的过去,而是重新向现在发声的布置。唤回被遗忘之物,将被挤压的声音重新移至眼前,这些安静却明确的工作,正是美术馆的职责所在。
展览的重心最终倾向于Kim Jeongheun。若说第四部分通过Lee Geonyong、Jeong Jeongyeob、Kwon Hyewon、Kim Ahyoung等人的作品,将艺术解读为关于关系与联结的问题,那么最后的“我在( )践行吗”则更为直接地触及艺术的社会功能。京畿道美术馆以2024年获赠的Kim Jeongheun作品54件为核心,呈现《唯在我的记忆之中》、《国家的肖像》等系列。在这里,纪念展的性质愈发清晰。
展览所要表达的并非“收藏了很多”的事实,而是:以何种价值为准则进行保存;艺术如何能够触及生活与社会的具体位置;美术馆是否始终未曾放下这些问题。
一场好的纪念展不会将数字置于前台。数字退居背景,时间的纹理浮现出来。《流淌与堆积》所紧握的也正是这种纹理。流淌而去的是二十年的时间,堆积下来的并不只是作品本身。对形式的实验性感受、支撑日常的目光、试图重新召回被遗忘之物的意志、以艺术来试验共同生活方式的态度,这些都一层层沉积为本次展览的结构。
柳永国那座红色的山之所以足以作为开场画面,原因也在于此:有时,一个不会陈旧的形式,能够替一座美术馆说出它的时间。展览持续至6月14日。
版权所有 © 阿视亚经济 (www.asiae.co.kr)。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