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要成创投四大强国 先开锁再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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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财界中位居第三的顶梁柱。我国风险企业的地位可以用这一句话概括。中小风险企业部近期统计显示，由约3.8万家企业构成的“K风险企业军团”，其去年销售总额达236万亿韩元，仅次于三星（332万亿韩元）和现代汽车（280万亿韩元），位居第三。它们雇用的劳动者多达83万人，比四大集团的全部常驻员工（75万人）还多。对大众而言仍然陌生的各处风险企业和初创公司正在汇聚起来，重新绘制经济和产业版图。

政府为最大化风险企业的动态性，提出了“全球四大风险企业强国”这一雄心勃勃的蓝图，并给出了到2030年为止培育1万家深度科技初创企业、实现年度4万亿韩元投资等破格的执行计划。以中小风险企业部为中心大力投入“引子资金”，以更加有力地获取新增长动力，这一意愿可喜可贺。问题在于，如此玫瑰色的愿景仍被盘根错节的监管所阻挡。无论加多少好燃料，只要名为监管的异物卡在发动机里，汽车就无法前行。近期因中小风险企业部与保健福祉部对立而引发争议的所谓“Doctor Now 防止法（药师法修正案）”就是典型案例。

这项从源头上切断非面对面诊疗平台进军医药品批发业的法案，向风险生态系统传递出一则冷峻的警告信息——“只能在既有秩序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创新”。同时也象征性地表明，我国的监管环境难以追上创新的速度。它很可能重演当年基于政治影响力的利益团体声音未能被过滤的“Tada 事件”。又岂止这些案例。像把律师、税务师与消费者连接起来的“Lawtalk”和“Samzzamssam”那样，陷入既得利益职业群体势力与监管罗网的故事，比比皆是；还有那些尚未显露出来、却潜伏在各个环节、阻碍发展的陈旧规定门槛，同样遍布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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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风险企业能成长到今天这一程度，理应得到充分评价。这可以说得益于企业家们在内外恶劣环境下仍不间断启动新引擎的辛劳。但考虑到经济结构越高度化的发达国家，产业底层包括风险企业、初创公司在内的中小企业所承担的角色和功能就越大，与其惊叹“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吗？”，不如自然地提出“为什么还只是这种程度？”的疑问。“财界第三”的这一地位固然象征着我国经济的希望，但同时也是一个严峻信号：绝不能用陈旧监管阻断其前路。因此，果断打破监管藩篱，使它们跃升为第二、乃至第一的泛政府层面协同，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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