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h Taeseok KISTEP院长

Oh Taeseok KISTEP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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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中贸易争端长期化的背景下,近期公布的中国加强稀土出口管制措施,虽然是完全可以预见的战略,但各国的实质性应对却不充分。人们以“明明有巨大震动和声响、足以预见却仍未能妥善应对的危机”作比喻,称之为“灰犀牛”。与全球变暖类似,稀土问题也被视为典型的灰犀牛案例。


自2000年代初以来,稀土的战略风险性就不断被提出。尤其是2010年日本在尖阁诸岛附近扣押中国渔船后,中国以对日中止稀土出口作为报复措施,令世界切实体会到其巨大影响力。此后,各国在原料供应链多元化、替代材料开发、再利用活性化等方面付出了各种努力,但15年过去的今天,世界各国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度依然很高。


中国将稀土视为战略资产,为掌控供应链而在国家层面推进强有力政策。自邓小平在1992年提出“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之后,经过30多年作为国家战略产业的培育,中国目前占全球稀土产量约70%、精炼量的90%。从采矿到高纯度精炼,全流程均可自主完成,尤其在镝、铽等中重稀土领域几乎处于垄断地位。


此次中国加强出口管制的结构,与美国在限制半导体对华出口时适用的海外直接产品规则(Foreign Direct Product Rule)类似。其规定不仅适用于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还适用于含有0.1%以上中国稀土的海外生产产品,必须单独取得出口许可,被解读为试图重置全球贸易规则本身。


美国已重启此前关闭的稀土矿,并通过国防部等政府支持扩充稀土生产设施。日本在供应链多元化方面也取得了相当成效。韩国同样将33种战略矿物作为核心管理对象,并参与多边协商机制——关键矿物安全伙伴关系(Minerals Security Partnership),但对中国的依赖度仍然居高不下。中国的新规制将给包括半导体、电池在内的韩国整体产业带来巨大负担,类似于当年因日本半导体材料出口管制而引发的供应链危机,随时可能再次上演。


为确保经济安全和技术主权,韩国应当采取何种举措?首先,不仅要稳定获取包括稀土在内的稀有金属,还必须将替代材料开发、再利用能力强化等,明确设定为国家核心战略目标。需要一套不受政治变动影响、可持续10年以上的长期战略。应当重视的是,中国在数十年间持续认识到稀土的战略价值,并不断积累国家层面的综合能力。


其次,为开发稀土替代材料、提升关键材料再利用技术水平,必须大幅扩大任务导向型政府研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在制定国家战略阶段,就要周密考虑包括下一代半导体、量子计算机、核聚变发电等未来新兴产业领域核心材料供应链的构建问题。


第三,稀土相关技术开发应与国内产业生态系统培育同步推进。尤其是在材料再利用领域,由于资源回收难度大、初期生产成本高且需求不确定,市场失灵频繁发生。需要将其与国家安全挂钩,推进战略储备政策,并强化制度性支持,以确保再利用产业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


稀土问题已超越单纯的资源议题,成为技术霸权竞争中的关键变量。美中之间或许可以寻求暂时性妥协,但“稀土武器化”始终是中国可以随时打出的一张经济谋略牌。如果韩国此番对这只灰犀牛视而不见,那么下一次冲击所带来的余波将更加巨大。



韩国科学技术企划评价院(Korea Institute of S&T Evaluation and Planning)院长 Oh Taeseok


本报道由人工智能(AI)翻译技术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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