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VIEW]韩美谈判久拖不决,现在是政府作出决断的时候
关税、劳资、就业陷入三重混乱危机
别重蹈欧洲监管失败覆辙 应学习美国的速度与聚焦
经济不安和不确定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2025年7月,韩美两国宣布就应对美国特定关税措施达成协议,但并未公开具体内容。外媒认为,这种细节悬而未决本身就是谈判将长期化的信号。总统Donald Trump在韩国谈判代表团持续要求下调汽车关税的情况下,仍然重申不会将韩国和美国进口产品关税降至15%,汽车关税实际上仍维持在25%。结果是,谈判早日达成的前景愈发渺茫,高关税与外汇市场紧张正迫使韩国企业将非常经营体制视为一种常态。
与此同时,韩国企业必须承受的国内风险也不容小觑。商法修订讨论加剧了对经营权的不安,所谓“黄信封法(劳动组合及劳动关系调整法第2、3条修正案)”之争则进一步放大了劳资关系的不确定性。即便如此,近期包括三星和SK在内的大企业仍宣布进行大规模新员工招聘。如果这是面向未来投资的信号,自然值得欢迎,但在仅应对高关税和不确定性都已捉襟见肘的时期,如果大规模新员工招聘不是推动整体就业的质变,而只是单纯扩大规模,则存在风险。全球企业已经通过人工智能(AI)和自动化,对可被替代的岗位进行大胆的职务再设计,在降低成本的同时,对新业务和新技术领域则采取“支付相当于10人、100人的报酬”的选择与集中策略。如果韩国反其道而行之,只追求总量扩张,那么在生产率和人才方面的差距将被拉大为“超差距”。
美国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霸权挑战视为危机,推出了同时拉动“技术—资本—人才”的全栈式产业政策。通过联邦政府及各州采购和国防需求保障初期销售额,对数据中心用电等关键资源适用监管快速通道程序,并对国家指定的战略品目给予巨额税收抵免。美国优待盟国供应链,对减少对中国依赖的部分提供可见的激励,从而推动庞大人工智能数字内需市场的扩张与良性循环。
相反,欧洲由于市场分割、劳动规制僵化以及过于细致的监管设计,在禁令和义务优先的框架下,将高昂成本转嫁给初创企业。出于善意的监管限制了创新的速度和规模,最终导致经济绩效不佳。我们不应再效仿已经暴露出局限性的欧洲模式,而应通过以国内支持对冲对外风险的战略来支援企业。
即便身处混沌之中,韩国政府该做的事依然明确。第一,要为关税长期化情景做好准备,预先设计好企业重组业务结构所需的时间缓冲,以及支持的规模和方式。“不出口就行了”这种说法是对现实一无所知。韩国是凭借出口成长起来的经济体,创造替代需求需要时间。第二,要推动就业的质的转型。即便起步较晚,现在也必须引导高素质人才的培育,以人工智能为中心设计激励机制,将资源从作秀式的大规模招聘转向与生产率提升和新业务转型培训挂钩。
以总量为中心的浅层策略该画上句号了。我们需要关注的不是雇用了多少人,而是创造了什么样的岗位。第三,要提升劳资关系的可预期性。在保障争议权的同时,必须厘清劳资双方之间的协调性。政府应当矫正已经明显偏向资方的天平。在对外压力导致“韩国折价”不断加深的局面下,不能再放大国内风险,任由局势滑向“双重折价”。只有避免这种局面,企业才能生存,进而劳动者才能生存。
关键在于速度与一贯性。当关税等对外冲击固化为新常态之际,必须一方面降低内部不确定性,将资源汇聚到生产率上,另一方面在可能范围内更迅速地应对对外谈判。对政府决断的期待,今天依然在持续。
Kyung Nakyung 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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