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于本月7日公布了政府组织改编方案,将产业通商资源部的能源政策部门移交给环境部,并将环境部扩编为气候能源环境部。单独新设气候能源部的方案则告吹。对于这一改编方案,气候与环境团体大多给出了负面评价。


仔细来看,电力与可再生能源政策将移交至气候能源环境部,而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业领域则继续留在产业通商资源部。核能方面,安全与放射性废弃物管理由气候能源环境部负责,核能出口政策则归产业通商资源部主管。


当初之所以认为有必要设立气候能源环境部,是为了实现综合且一致的气候应对,但此次改编方案却为部门间立场分歧与政策冲突埋下了隐患。首次在部门名称中加入“气候”一词固然是一种进展,但两个部会在协调过程中需要解决的课题将会很多。


比韩国在应对气候危机方面更为积极的欧洲国家,其政府架构一开始也并非完美。英国在2008年戈登·布朗担任首相期间,为能源政策与气候变化应对新设了能源与气候变化部(DECC),但在8年后的2016年7月,特雷莎·梅就任首相后,便将其与能源与产业战略部(BEIS)合并。DECC被废除后,能源与气候政策的一致性被削弱,政策目标被指受制于短期产业扶持。最终在2023年,Rishi Sunak首相不得不将能源政策职能再次单独分离出来,新设能源安全与净零部(DESNZ)以强化气候政策。在这一过程中,英国仅在组织改编上的直接费用就耗费了数千万英镑,还经历了部门工作效率下降、政策公信力下滑等种种试错。


2021年12月,Olaf Scholz德国总理基于要在结构上将应对气候危机与产业、经济政策相结合的意愿,将既有的联邦经济部(BMWi)与气候保护职能整合,新设经济与气候保护部(BMWK)。然而,随着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导致能源价格暴涨,2023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约减少0.9%,2024年则不得不接受负增长、“欧洲病夫”的评价。经济下滑导致依据气候保护法制定的减碳计划被延宕,气候政策的结构性调整也变得不可避免。最终在2025年5月,BMWK被改编为自然·气候·核安全·消费者保护部(BMUKN),环境部重新成为气候政策的核心部门。


英国和德国的案例,在相对短的时间跨度内,集中展现了直接的经济政策与从长期、宏观视角出发的气候危机应对政策有多难以并行不悖。


为减少碳排放、保护环境而出台的政府监管和政策,屡屡被视为削弱产业部门竞争力的绊脚石,并被要求放宽,这早已不是新鲜事。即便人们在理性上理解减碳与环保的必要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转变以及对未来世代负责任的重要性,但却以尚未做好转型准备、也无力承担为由,要求延期甚至后退。


况且在像韩国这样以半导体、钢铁、石油化工等高能耗制造业为支柱的国家,能源政策的变化会影响到产品成本、出口竞争力、就业等诸多因素。围绕扩大可再生能源的方向性、化石燃料使用与火力发电、核电站建设与出口等一系列议题,政府与财界之间,以及政府内部气候能源环境部与产业通商资源部之间的角力看上去在所难免。



正因为气候能源环境部是反映气候危机的严重性和国民期待而进行改编的部门,希望其能建立起独立而均衡的运行体系,持续推进具有一贯性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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