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与线
去年1月，为了搬家整理仓库时，我发现了一个旧皮鞋盒。打开一看，里面装着我童年时期写的日记本七八本。封面上用铅笔写着“诗集”这个词的那本薄薄的骑马订小册子，就是在那一摞日记本之间被我发现的。A5大小的草纸五张对折，用订书机从中间一钉成的小书。标题下面并排画着两条歪歪扭扭的线。一条是从左往上爬的六阶台阶形线条，一条是从右往下落的七阶台阶形线条。那是某种封面插画吗？还是只是随手乱画？小册子的封底写着“1979”这个年份和我的名字，内页上八首诗都用和封面标题一样的铅笔字一笔一画写着。每一页的下方都按时间顺序标着不同的日期。那稚嫩又笨拙的句子间，八岁孩子般的天真扑面而来，其中一首写着4月日期的诗映入眼帘。那是一首以下面这两行诗节开头的诗。
爱到底在哪里？
在噗通噗通跳动的我的胸口里。
爱到底是什么？
是把我们的胸与胸连接起来的金线。
四十多年的时间一瞬间被跨越，我在那一刻想起了做那本小册子的那个下午。套着圆珠笔笔帽的短铅笔和橡皮屑，从父亲房间里偷偷拿来的大铁订书机。得知自己即将搬到首尔之后，我曾经想把那些写在碎纸、练习本和练习册的空白、日记本各处的诗句挑出来，收拢在一起的那份心情也一并浮现。以及，在那本“诗集”全部做完之后，不知为何突然又不想给任何人看的那种心情。
在把日记本和那本小册子重新叠放回皮鞋盒、盖上盖子之前，我用手机拍下了这首诗所在的那一页。因为我觉得，那个八岁孩子用过的几个词语，和现在的我之间存在某种连接。跳动的胸口里的我的心脏。我们的胸与胸之间。把这一切连起来的金线——发光的线。
*
此后14年过去，我首次发表了诗，第二年又发表了短篇小说，于是成了一个“写作的人”。再过5年，我发表了花了大约3年时间完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诗也好，写短篇小说也好，我都很喜欢——现在也依然喜欢——但写长篇小说这件事有一种特别的魅惑。无论如何短，完成一部长篇小说也要1年，长则要7年，这意味着要拿我个人生活中相当长的一段时光来交换。我正是喜欢这一点。因为我可以走进那些重要到、迫切到，足以让我甘愿以如此漫长的时间去交换的问题之中，并且在其中停留。
每写一部长篇小说，我都在那些问题之中忍耐着生活。抵达那些问题的尽头之时——并不是找到答案之时——那部小说便告完成。经历了创作那部小说的过程而发生变形的我，已经不可能再是动笔之初的那个人，只能在那种状态下再次出发。下一个问题像链条一样，或者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层层叠加、相互衔接，于是新的小说得以开始。
从2003年到2005年，写第三部长篇小说《素食主义者》的那段时间里，我就这样待在几个痛苦的问题之中。一个人是否有可能成为完全清白的存在？我们究竟能在多深的程度上拒绝暴力？为了这一点，拒绝再归属于“人类”这一物种的人，会遭遇什么？
为了拒绝暴力而拒绝吃肉，最终相信自己已经变成植物，除了水之外什么都不肯吃的女主人公英惠，为了拯救自己，每一刻都在一个离死亡越来越近的悖论之中。事实上可以说是双主角的英惠与仁惠姐妹俩，在无声的尖叫中，穿越梦魇与崩塌的瞬间，终于在一起。在这部小说的世界里，我希望英惠能活到最后，所以最后一幕是在救护车里。救护车在燃烧着绿色火焰般的树木之间疾驰，清醒着的姐姐目不转睛地望向车窗外。仿佛在等待某种回答，又仿佛在向什么东西抗议。整部小说就这样被置于“提问”的状态之中。凝视并抵抗着。等待回答。
下一部小说《风吹，去吧》则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为了拒绝暴力，我们不能拒绝生活和世界。我们终究不可能变成植物。那么，我们要如何继续前行？在这部以正体字与斜体字句子相互碰撞、摇晃的悬疑形式小说中，长期与死亡阴影搏斗的女主人公，为了证明朋友的骤然死亡并非自杀，不惜以性命相搏。在写最后一幕中她拼尽全力从死亡与暴力中爬出、匍匐向前的样子时，我在心中发问：我们难道不终究必须活下来吗？难道不该以生命为真相作证吗？
第五部长篇小说《希腊语时间》又在那个问题的基础上更往前一步。如果我们真的必须在这个世界中活下去，那么在什么样的地点、什么样的点上，这才成为可能？失语的女人和视力正逐渐消失的男人，在各自的沉默与黑暗中孤独前行，最终发现了彼此。写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想专注于触觉的瞬间。在沉默与黑暗之中，这部小说以缓慢的速度朝向一个场景推进——指甲剪得很短的女人，在男人的手掌上写下几个词语。在仿佛永恒般膨胀的瞬间之光中，两个人向彼此展露出自己最柔软的部分。写这部小说时，我似乎想这样发问：凝视人类最柔软的部分——抚触那无法否认的温度——凭借这一点，我们难道不能终于在这虚无而暴力的世界中活下去吗？
在那个问题的尽头，我想象出了下一部小说。那是出版《希腊语时间》之后到来的2012年春天。我想，我要再向光与温暖的方向迈进一步，写一部这样的小说。我要用耀眼透明的感官去充盈那部最终拥抱生命、拥抱世界的小说。给这部小说取好标题，又写到大约前二十页左右便停下了，因为我意识到，在我内心深处有某种东西，使我无法写出那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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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那时为止，我从未想过要写“光州”。
1980年1月，我和家人离开光州不到四个月，那里的大屠杀就爆发了。当时我九岁。又过了几年，我偶然在书架上发现一本倒插着的《光州写真集》，趁大人不在偷偷翻看，那时我十二岁。那是一本收录了在镇压政变的军政府过程中，被警棍、刺刀和枪弹杀害的市民与学生照片的书。由于当时政权的严密新闻管制，为了证明被扭曲的真相，遗属与幸存者秘密制作并流通了这本书。年幼的我无法准确理解那些照片的政治意义，于是，那些被毁坏的脸庞，只能作为对人类的根本性疑问深深刻在我心中。人类竟会对人类做出这样的事吗，我这样想。同时还有另一个疑问。书中还刊登着另一组照片，是为了给中弹者输血而在大学医院前排起无尽长队的人们。人类竟会为人类做出这样的事吗。看上去互不相容的两个问题相互碰撞，成了一道无法解开的谜题。
所以，2012年春天，在我苦苦想写一部“拥抱生命的耀眼明亮的小说”的某一天，我在内心再次遇见了那些从未被解开的疑问。很久以前，我就已经失去了对人类的根本信任。那我又如何拥抱这个世界呢？我意识到，如果不直面这道不可能的谜题，我就无法再继续向前；也意识到，只有通过写作，我才能穿透这些疑问，继续前行。
此后将近一年，我一边为新小说做草图，一边想象一部让1980年5月的光州成为其中一层的小说。然后，我在同年12月去了一趟望月洞墓地，那是大雪过后的第二天下午。天色将暗时，我把手按在胸口，走出冰冷的墓地，一边走一边想着：我要写的不是一部让光州成为其中一层的小说，而是一部正面书写光州的小说。我找来一本收录了九百多份证言的书，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每天读九个小时，全部读完。之后，我又去读不仅关于光州、也涉及其他国家暴力案例的资料，把时间与空间拉得更宽，去读关于人类在全世界、在漫长历史中一再重复的大屠杀的书。
在进行资料工作那段时间，我时常想起两个问题。那是我二十多岁中段，每次换新日记本时都会写在扉页上的句子。
现在能够帮助过去吗？
活着的人能够拯救死去的人吗？
资料读得越多，这些问题就越像是被判定为不可能的东西。因为我不断接触到人性最黑暗的部分，那原本就已经出现裂纹的人性信念，彻底破碎崩塌。我几乎认定自己再也无法推进这部小说的写作时，读到了一位年轻夜校教师的日记。Park Yongjun，这个性格腼腆、安静的人，在1980年5月的光州，参与了军人暂时撤退后那十天间建立起来的市民自治“绝对共同体”，并一直留在道厅旁边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大楼，直到军人预告回归的那个黎明前被杀害。他在最后一夜写下这样的话：“上帝啊，为什么赐给我良心，让它这样刺痛我、让我痛苦？我想活下去。”
读到这些句子的瞬间，我像被雷击一般明白了这部小说应该朝哪个方向走。我也意识到，必须把那两个问题倒过来。
过去能够帮助现在吗？
死去的人能够拯救活着的人吗？
此后，在写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有些时刻我确实感到，过去正在帮助现在，死者正在拯救生者。我偶尔会再去那座墓地，奇怪的是，每次去的时候天气都很好。闭上眼睛，太阳的橙色光芒充满眼睑内侧。我感到那就是生命之光。感到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温暖光与空气包围着我的身体。
自从十二岁时看过那本写真集之后，我心中怀抱的疑问是这样的：人类怎么会如此暴力？与此同时，人类又怎么会站在那样压倒性的暴力的对立面？我们身为“人类”这一物种的一员，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人的残酷与人的尊严之间，要跨越那条连接两道悬崖、看似不可能存在的虚空之路，我们需要死者的帮助。就像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小男孩东浩，拼命拉着母亲的手，向阳光照耀的一边走去那样。
理所当然地，我无法挽回那些逝者、遗属和幸存者身上发生过的任何事情。我所能做的，只是把我的身体感官、情感和生命借给他们。因为想在小说的开头与结尾都点燃烛光，我便把第一幕设在当时收殓遗体、举行葬礼的场所——尚武馆。那里，十五岁的少年东浩在尸体上盖上白布，点燃蜡烛。他凝视着那蓝白色心脏般的火焰核心。
这部小说的韩文标题是《少年来了》。“来了”是动词“来”的现在时。一旦被称作“你”，或者“您”这样第二人称，在灰白的黑暗中醒来的少年，便以灵魂的步伐向现在走来。他一步步走近，成为现在。当我们把那时那地——人类的残酷与尊严以极端形式同时存在的时空——称为“光州”时，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意识到，“光州”不再只是指称一座城市的专有名词，而成了一个普通名词。它是跨越时间与空间，不断回到我们面前的“现在时”。就在此刻这一瞬间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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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完成并终于在2014年春天出版《少年来了》之后，令我惊讶的是，读者们坦言在阅读这部小说时感受到的痛苦。我不得不去思考，我在写作这部小说过程中感受到的痛苦，与读这本书的人所说的那种痛苦之间，存在着某种连接。那痛苦的缘由是什么？是因为我们想要相信人性，当那种信念动摇时，我们会感到自我被摧毁吗？是因为我们想要去爱人类，当那份爱破碎时，我们会感到痛苦吗？痛苦源自爱吗？某些痛苦是爱的证据吗？
同年六月，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走在稀稀落落飘着雪花的旷野上。旷野上种满了成千上万棵黑色原木，每一棵木头的后面都有一座坟墓的隆起。某一刻起，我感到运动鞋下踩着水，回头一看，从我以为是地平线的旷野尽头，海水正汹涌而来。为什么要在这样的地方埋下这些坟墓呢，我问自己。下面那些坟墓里的骨头是不是都已经被冲走了？至少应该把上面那些坟墓里的骨头迁走才行吧，在一切为时未晚之前。但那怎么可能呢？我连一把铲子都没有。海水已经涌到脚踝了。在梦中醒来，望着仍然一片黑暗的窗户时，我感到这个梦在诉说着某件重要的事。记下这个梦之后，我觉得这也许会成为下一部小说的开端。
在还不知道那会是一部怎样的小说时，我反复尝试写下几个可能从这个梦延展出去的故事开头，又不断删去。之后从2017年12月起，我在济州岛租了一间月租房，来往于首尔与济州，过了两年多这样的生活。感受着风、光、雨雪每一刻都很强烈的济州天气，我在树林、海边和村路上行走，感觉到小说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像写《少年来了》时那样，我阅读了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研读资料，凝视那些几乎无法用语言转译的残酷细节，用尽可能克制的笔触写成的《不进行告别》，是在做了那场黑色树木和汹涌大海之梦的那个早晨大约7年之后出版的。
在写这部小说时用过的几本笔记本上，我写过这样的备忘：
生命想要活下去。生命是温暖的。
死亡就是变冷。脸上积的雪不会再融化。
杀人就是让对方变冷。
历史中的人类与宇宙中的人类。
风与洋流。连接全世界的水与风的循环。我们是相连的。我们是相连的，拜托。
这部小说共分三部。如果说第一部的旅程，是叙述者京河从首尔出发，冒着暴雪一路横向前行，到达位于济州中山间地带的仁善家中，为的是拯救一只鸟，那么第二部就是她与仁善一起，沿着一条垂直的路径，沉入人类的黑夜之下——沉入1948年冬天在济州岛发生的平民屠杀的时间——沉入深海之下。最后在第三部，两个人在那片海底点燃了烛光。
这是一部由朋友京河与仁善像传递蜡烛那样，互相交接着一起拉扯前行的小说，但与她们相连的真正主角，是仁善的母亲郑心。她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一生都在为找到哪怕一小块所爱之人的骨头、为其举行葬礼而斗争。她是不结束哀悼的人。是怀抱着苦痛与遗忘对抗的人。不进行告别的人。凝视着她那一生中，痛苦与爱以同样的密度与温度沸腾着的人生，我似乎一直在发问：我们究竟能爱到什么程度？我们的极限在哪里？要爱到什么地步，我们才能最终仍旧作为“人”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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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出版《不进行告别》之后，三年已经过去，而我仍未完成下一部小说。那本书之后要写的另一部小说，也早已在前方等待我。这部作品在形式上与《白》相连——那是我曾想把自己的生命暂时借给那个出生两小时就离开世界的姐姐，想要凝视我们内心某个无论如何都无法被摧毁的部分的作品。像往常一样，无法预测完成的时间点，但无论如何，我会以缓慢的速度继续写下去。把迄今为止写过的书抛在身后，继续向前走。直到某个时刻拐过一个转角，以至于再也看不见那些过去的书，只要生命允许，就尽可能走得最远。
在我就这样走向遥远之处的同时，尽管那些书是我写的，它们却已经拥有了独立的生命，也会各自按照自己的命运去旅行。永远一起待在车窗外绿焰燃烧的救护车里的那对姐妹也是。那在黑暗与沉默中，在男人手掌上写字、即将重新找回语言的女人的手指也是。还有那个出生两小时就离开世界的姐姐，和那个一直到最后都对那个婴儿说“不要死，千万不要死”的年轻的母亲。那些曾在我紧闭的眼睑内侧沉淀为浓烈橙色、以难以言喻的温暖之光包围着我的那些灵魂，会走到多远的地方呢？在所有发生过屠杀的地点，在压倒性暴力席卷而过的所有时间与空间中，被点燃的、发誓不进行告别的人们的烛光，又会旅行到何处？沿着从灯芯到灯芯、从心脏到心脏相连的金线，一路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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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1月从旧皮鞋盒里找到的那本骑马订小册子里，1979年4月的我曾向自己提出两个问题。
爱到底在哪里？
爱到底是什么？
另一方面，直到2021年秋天出版《不进行告别》为止，我一直认为，以下这两个问题是我的核心：
世界为何如此暴力而痛苦？
同时，世界又怎会如此美丽？
我长期相信，正是这两个问题之间的张力与内在斗争，推动着我的写作。从第一部长篇小说到最近的长篇小说，我的问题的局面不断变化、不断向前推进，但唯有这两个问题一直未曾改变，始终如一。然而从两三年前起，我开始怀疑这一想法。我真的是在2014年春天出版《少年来了》之后，才第一次开始就“爱”——就连接着我们的痛苦——提出问题的吗？从第一部小说到最近的小说，或许我所有问题最深的一层，一直都指向“爱”本身？那会不会一直是我生命中最久远、最根本的底音？
1979年4月的那个孩子写道，爱位于“我的心脏”这个私人地点。（在噗通噗通跳动的我的胸口里。）至于那份爱的本质，她是这样回答的。（是把我们的胸与胸连接起来的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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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小说时，我会使用身体。我会调动所有的感官细节：看、听、闻、尝，感受柔软、温暖、冰冷与疼痛，感到心脏的跳动、口渴与饥饿，步行与奔跑，迎接风与雨雪，握住彼此的手。作为一个会死的存在，一个体内流淌着温热血液的肉身，我想把自己所感受到的那些鲜活感触，如同电流一样吹入句子之中，每当感到那股电流被传递给阅读的人，我都会既惊讶又感动。在切身感受到语言是连接我们的那根线——生命之光与电流在那根线中流淌，而我的问题正接入其上——的那些瞬间，我向曾经与那根线相连、以及将要与那根线相连的所有人，致以内心深处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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