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小学生参观?连MZ也玩得上瘾的“国中博”,你知道吗
[专访]Yoon Sungyong国立中央博物馆馆长
迎接MZ观众,博物馆的必然变革
扩建高句丽馆计划…公开广开土大王陵碑拓本意义重大
开放的博物馆,应成为当代文化与相遇共存的空间
去年共有1047万人参观了以国立中央博物馆为首的全国13家所属博物馆。每5名国民中就有1人走进国立博物馆享受文化生活。为纪念已故李健熙收藏捐赠1周年而举办的“某位收藏家的邀请”展,以及奥地利交流展“哈布斯堡600年,魅惑的杰作们”、“英国国家美术馆名画展”等特别展览,几乎每天都售罄。常设展的观众也持续增加,博物馆不再被视为刻板的教育空间,而是被关注为一个当代文化与人们相遇并存的场所。
尤其是国立中央博物馆,拥有因完整倒映博物馆建筑而得名的“镜池”、青瓷亭、Mir瀑布以及石造物花园等,被称为“国宝级散步路”的步道,即使不看展览,仅仅散步也能得到心灵抚慰,是一处休憩之地。处在博物馆变革中心的馆长Yoon Seongyong,自博物馆迁至龙山以来一直坚守一线,是一位现场专家,自上任之初便反复强调“为所有人而设的博物馆”。尹馆长漫步在国立中央博物馆内的镜池散步路上时介绍说:“一直以来,人们只把博物馆认知为历史教育的空间,但其实这里还有如此漂亮的户外花园,还有很多可以休息、玩耍的地方。欢迎大家来这里轻松休息、游玩,当感觉有点无聊的时候,随意走进展厅一趟,就有机会邂逅1000年前人们的生活面貌。”
-您从学艺研究员做起,在博物馆系统工作已是第28个年头,是什么契机让您踏入这一领域?
▲读研究生时,出现了一个应聘机会,我很幸运地进入了博物馆。但当时我的目标其实是当大学教授,因此一直在反复思考。某天我和常去的教堂的神父踢完足球,坐下来休息时,神父问我:“你的目标是什么?”我回答说:“如果能在大学里讲课、做研究那就太好了。”随即神父又问:“你为什么一定要当教授呢?”我静下心来想了想,发现自己以前的目标只是“成为教授”,却从未认真思考过“为了做什么才要成为教授”。之后我去了博物馆展厅。当时正在举办特别展,学生们成群结队前来参观,小学生们一边看我写的展览说明牌,一边在笔记本上奋笔记录的样子映入眼帘。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一句话:“不管你写出多么出色的论文,会有2000个人读吗?会有200个人读吗?如果有200个人读,那已经是非常优秀的论文了。”而我写的展览说明牌,却会有2000人、2万人、20万人看到。那时我顿悟:我存在的理由,应该是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分享出去。分享我这点浅薄知识的方式,不仅限于当大学教授,在这里同样可以实现。意识到这一点的瞬间,我几乎一屁股坐在了原地。就这样一路做下来,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了今天。
国立中央博物馆常设展厅“历史之路”中展出了以数字方式再现的广开土大王陵碑。博物馆中新打造的这座碑石,高7.5米(连同底座为8米)、宽2.6米,完全依照位于中国集安的文物原貌制作,在发光二极管柱体的各个面上,都可以看到根据照片和影像资料还原出的碑石形象。 [图片来源=韩联社提供]
View original image-您目前进入馆长任期的第二年,自上任以来强调的“开放的博物馆”带来了哪些变化和成果?
▲我们努力向“为所有人而设的博物馆”又迈进一步。首先,为了提升文化弱势群体的可达性,在展厅入口处设置了为视障人士准备的盲文导览牌和可接收语音导览的二维码,在影像空间则同时提供手语视频和语音字幕。此外,我们在馆内各处休息空间摆放通俗易懂的说明册子,并在展览空间设置可直接触摸捐赠文化遗产的触觉体验物,不仅让发展障碍者和视障人士,也让所有观众都能更舒适地接触展览。
-您对文化弱势群体的关注很深,同时也一直高度关注MZ世代,但他们似乎是与博物馆距离较远的一代?
▲作为一个组织,博物馆也必须不断尝试改变并向前迈进。我们要追求的改变,是“新的观众”。MZ世代会去美术馆,却不太来博物馆。通过制度化的学校教育,他们多是在校外教学时来到博物馆,因此在他们的记忆中,博物馆的印象多少有些枯燥、单向。为此,我们一直在思考:为什么MZ世代不来博物馆?博物馆究竟欠缺什么?并为改变这一点而努力。在具体层面上,我们在展览策划和呈现方式上寻求变化。不再只是单纯陈列文物,而是充分运用多种视听媒体,让观众在观看时可以想象文物之间的脉络、关联性和叙事,通过扩展感官、以影像方式传达说明等手段来进行尝试。我们还开展了宣传参与项目,让MZ世代观众直接发问并提出改进方案,直接聆听并反映一线声音;此外,在青瓷展厅“高丽翡色”空间中使用特别制作的音乐,也获得了“耳目一新的展览”这一评价。
-去年包括国立中央博物馆在内,全国13家博物馆的观众突破1000万人次,您认为背后原因是什么?
▲经历新冠疫情后,原本被压抑的文化享受需求一直存在,在进入地方性流行阶段的同时,各类特别展相继推出,因此获得了更多关注。另外,在清州、光州、大邱国立博物馆巡回展出的“李健熙收藏”展,引发了大量观众出于好奇走进博物馆的热潮;原本被视为与我们有些疏离的李健熙会长,其个人品味和眼光所引发的好奇心,也带来了不小的票房效应。其背后有扎实的展览策划作为支撑:我们没有止步于对庞大“李健熙收藏”的简单罗列,而是以“某位收藏家的邀请”为主题构建叙事结构,观众对这一故事线产生共鸣,进而获得好评并通过口碑传播,这一点发挥了关键作用。另外,观众因各种特别展和策划展来到博物馆后,同时参观常设展,这也是非常可喜的现象。实际上,去年到访国立中央博物馆的418万名观众中,超过70%也参观了常设展厅,这一比例正呈逐年上升趋势。
-中国国家博物馆在2022年举办韩中日三国博物馆联合策划展时,展出的韩国史年表中删去了高句丽和渤海,引发了争议。
▲该展览处于策划阶段时,我正担任室长,因此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工作推进过程。展览举办前,我们就博物馆和年表撰写问题进行了多轮讨论,在共享最终信息并确认后,中国方面仍然篡改了年表,却标注为由国立中央博物馆提供。事件曝光后,中方解释称是因业务负责人沟通不足所致,但结合事前周密的筹划、现场情况以及此前的讨论过程来看,这绝不可能是偶然发生的事情。我们随即要求对方正式道歉并更正。为防止今后在海外展览中发生类似事件,我们还在展览协约中新增条款:一旦展览内容与事前协商事项不符,将撤出展览。
随着人们对我国文化遗产关注度提升,以博物馆主要文物为基础开发的商品(Myuz、博物馆周边产品)销售额呈增长趋势。根据国立博物馆文化财团数据,去年一年“Myuz”销售额为149亿韩元,比前一年的年销售额(约117亿韩元)增长了27%。国立博物馆文化财团提供
View original image-在谈到加强高句丽相关内容时,国内高句丽文化遗迹的缺乏似乎是不得不提的问题。
▲我们每年都会按展厅重新细化展览内容。在针对观众的问卷调查中,关于常设展希望补充的部分,很多人都提出希望扩大高句丽展厅。2005年开馆之初也是如此,由于高句丽的历史舞台主要位于中国和朝鲜等地,受到空间限制,可展出的馆藏数量较少。而在20年后的今天,包括京畿道北部在内的汉江流域,已经发掘出相当多的高句丽遗迹。因此,这些年我们对相关文物进行了调查研究,虽然称不上完美,但比起开馆当时,已经有条件做出更多补充,于是开始推进扩建高句丽展厅的计划。此外,今年作为博物馆代表性展览之一的广开土大王陵碑原石拓本(在碑面刷石灰之前所拓下的拓本)及数字碑石公开,作为代表高句丽历史的核心内容,具有特别意义。本次公开的原石拓本在更好地反映碑文原貌方面,作为解读内容和研究的资料,备受评价。去年,我们幸运地获得机会,购入了汉学家Cheongmyeong Im Changsoon先生所藏的原石拓本;博物馆也具备了高度超过8米、能够将原件以数字方式复原并进行展示的空间。19世纪末在刷石灰之前制作的原石拓本极为珍贵,能够向观众介绍这一有助于立体解读碑文的珍贵遗产,我感到非常高兴。
-随着时代变迁,人们也对“博物馆”这一空间的角色提出了新的要求,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在筹备怎样的变化?
▲1999年我还在做学艺研究员时,说要在博物馆放映电影,大家都无法理解。可现在,博物馆里连时装秀、演出都在举办(笑)。博物馆应当成为与数千年前、数万年前的人相遇的地方。我们在博物馆中面对的所有资料,都是人留下的痕迹。通过展览,观众可以思考、想象当时的人们怀着怎样的想法创造出这些东西,这本身就是一种乐趣。或许博物馆应该成为这样一个场所:在这里与过去相遇,同时为未来做准备。人们对博物馆的记忆,往往停留在“请勿奔跑”“请勿触摸”“参观后请于某时集合”之类的限制性规定上,其实博物馆是个极具魅力的地方。今后我们将继续努力,寻找更多方法,让更多人在博物馆中休息、玩耍,并与古人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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