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只有输家没有赢家的最低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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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勉强撑着过来，现在大概真的到了关门歇业的时候了。”

7月19日，传出2024年度最低工资将较今年上调2.5%，确定为9860韩元的消息这天，在首尔铜雀区经营便利店已满9年的一位店主如此表示。他说，为了从去年起压缩人工成本，自己早已把大儿子到妻子都“总动员”进店里帮忙。“这不就是政府替我们下了‘该关门了’的死刑宣判吗？”这位店主称。

在经营者抱怨声日益高涨的同时，劳动者的处境是否有所改善？颇为讽刺的是，不少劳动者却表示“生计变得更加艰难”。可视化指标所呈现的情况也大致相同。过去7年里，最低工资累计上涨幅度超过52%，但各类收入不平等指标却在恶化，在家庭问卷调查中回答自己“属于低收入阶层”的比例也在上升。即便考虑到政策变量对市场产生的影响本就复杂多元，要说最低工资上调切实提升了劳动者的生活质量，仍难免打上问号。简言之，如今是经营者有经营者的难处，劳动者有劳动者的困境。

尽管业内围绕这一议题仍争论不休，但不少专家将用工方缩减人力、“拆分工时”排班等现象视为最低工资急剧上调的副作用。就像价格上涨会导致需求减少一样，工资上涨也会促使雇主缩减雇用。根据小商工人联合会发布的资料，在被问及最低工资上调对企业经营将产生何种影响时，58.7%的经营者表示将缩减新招聘，44.5%表示会裁减现有人员。正因如此，人们才会对“若能提前拿出一些缓冲最低工资上调冲击的方案，情况会不会好一些”感到惋惜。然而，无论是按行业差别适用，还是废除带薪周休津贴等减轻雇主负担的替代方案，这次无一通过。严格来说，是因为在统一适用的工资标准上就一再受挫，根本无暇再讨论差别适用之类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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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调整决策结构，会怎样？不是像现在这样由劳资代表协商、由专家身份的公益委员居中调解，而是在听取劳资双方意见的基础上，由政府主导作出决定。许多发达国家已经采用这种模式：在与劳资充分协商后，由政府主导最终决策。以目前的决策结构来看，先不说按行业差别适用等问题，连统一的最低工资标准都难以顺利敲定，更遑论按行业、年龄、地区实行差别适用或废除带薪周休津贴。没有“赢家、只有输家”的最低工资制度，如今到了必须重新审视其决策结构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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