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企业接连拉响警报。500强企业一季度营业利润在一年间减少约25万亿韩元,几乎减半。713家上市中坚企业的一季度营业利润也减少了31%。今年贸易收支逆差已超过300亿美元。由于这并非景气循环层面的波动,而是源于全球经济秩序的结构性变化,前景更加不明朗。传统地缘政治因素叠加尖端技术产生影响的“技缘政治”,以及天然资源作为变量凸显的“资源地缘政治”,形成了相互叠加的复杂三角巨浪。有必要从根本上改变既有的全球市场视角并作出应对。
19世纪出现的地缘政治,是一种认为大陆、海洋、海峡、半岛等地理位置会影响一国国际政治地位的分析路径,反映了西方列强之间角逐与势力扩张所形成的力学关系。20世纪后半叶提出的“技缘政治”,则把尖端技术实力视为国际外交的主要变量。台湾台积电(TSMC)被称为对抗中国的战略价值核心,是守护国家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创始人、前董事长Morris Chang去年11月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上,与美国副总统Kamala Harris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展现了其地位。美国英特尔首席执行官(CEO)Pat Gelsinger去年10月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活动上强调称,“过去50年,石油储藏地决定了世界地缘政治秩序,而今后50年,半导体工厂将变得更加重要”。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在年初出版的《未来战略2023》中,将封面标题定为“技缘政治的时代”。
“资源地缘政治”则是在21世纪以来,与美国—欧洲联盟(EU)对立的金砖国家(BRICS: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阵营不断集团化,并吸纳其他国家加入的过程中日益凸显。俄乌战争爆发后,世界十大资源大国中的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伊朗、中国、巴西、伊拉克、委内瑞拉等7国之间的联动日趋紧密。它们在资源交易中使用本国货币,并谋划今后创立共同货币,意在脱离以美元为基轴货币的体系,这一意图已逐渐浮出水面。在全球开放经济下只是单纯交易品的部分天然资源,在集团化经济中有望转变为国家安全层面的战略物资。
从地缘政治视角看,我国工业化是在美苏对立的冷战体制下获得机遇空间的。凭借作为自由民主阵营最前线的战略价值,引进了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出口市场也随之打开。当前的核心产业——半导体,同样是以“技缘政治”变量为起点。半导体产业于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起步,60年代迅速成长,但自70年代起日本企业崛起并主导市场。美国政府为牵制日本,于1986年签署了第一次《美日半导体协定》,为第三供应国登场创造了环境。在这一潮流下,三星电子于1983年建设了存储半导体工厂,并在1992年将市场占有率提升至与日本相当的水平。此后维持的产业格局,近来因美中半导体战争而陷入激烈动荡。曾在20世纪80年代为我国半导体产业带来机遇的“技缘政治”变量,正在2020年代以危机因素的面貌再现。
从我国企业的经营环境来看,目前正处于全球范围内地缘政治风险放大、“技缘政治”变量凸显、“资源地缘政治”集团崛起的剧变期。作为战略应对方向,需要理解“地理—技术—资源”相互交织的国际秩序变化走向,关注在地缘政治、技缘政治与资源地缘政治交汇点——东南亚、中东、中亚——不断扩展的商业机会。在内部,则需要提升风险敏感度,强化敏捷、灵活并能快速应对(Agile·Flex·Risk)的能力。
前德勤咨询副会长 Kim Kyung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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