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 Jung A-eun 出版《全斗焕的最后33年》
“看上去全斗焕先生严重缺乏直面自己错误的能力。”
出版《全斗焕的最后33年》的作家 Jung A-eun 16日上午在首尔中区弗朗西斯科教育会馆举行的新书出版记者座谈会上如此表示，并解释称：“（就5·18抗争相关问题）他会说‘那是暴动’‘是从北方下来的人干的’之类的话，对自己的错误表现得非常像个孩子。”
之所以称呼为“全斗焕先生”，是为了在尽可能中立的视角下，梳理出孕育全斗焕的当时历史与社会语境。作者力图避免将全斗焕简单妖魔化，或只是一味凸显其功绩的二元对立式思维。她表示：“写作过程中我见了很多人，问他们‘您怎么看全斗焕先生？’，有些人立刻板起脸反问：‘您是说前总统全斗焕先生吗？’我为称呼问题纠结了很久，最后觉得比起‘先生’，用‘님’这一更尊称的叫法更合适。”
Jung 作家最初构思本书时，是以全斗焕与卢泰愚、卢武铉与文在寅这几个人物为重点的。因为作为同一职业群体中的朋友，却先后登上总统之位，在世界范围内都属罕见案例。但随着全斗焕去世，文章的焦点转而集中到他一人身上。Jung 作家表示：“很多人对他的死亡感到惋惜和遗憾，那是一种对共同体再也无法施加刑罚这一局面的悲伤。”她说：“于是我开始调查，过去33年间我们的社会究竟做了什么，结果惊讶地发现几乎没有资料。与其说是还原时代面貌，不如说大多是只抓住错误不放，或是一味赞颂的书。”
“为什么没有实现清算？”正是 Jung 作家撰写本书的主要原因之一。她将全斗焕政权之后卢泰愚政府的上台，视为重要原因。她称：“又被给予5年的追加时间，使既得利益更加牢固”，“这期间有关光州受害者的许多资料也被大量销毁。”
关于前总统金大中决定特赦全斗焕一事，她也指出，这与其说是基于法律和司法判断，不如说是个人层面的政治选择。她表示：“当时金大中总统以‘不要复仇’为由，主张为实现岭南与湖南的和解而进行特赦，但这与其说是依照法律与制度作出的决定，不如说是总统个人动机的体现，这同宪政民主主义也并不相符”，并表示“我认为那是错失清算时机的决定性契机”。
关于全斗焕的孙子 Jeon U-won 的谢罪，她同意部分观点，即由于并非当事人道歉，其意义被削弱，代理道歉不能被视为有效。只是她也表示：“虽然不是通过法律和制度，但在精神和情感层面产生了影响”，“随着这类新的证据和证言开始出现，关于清算问题正在形成新的氛围。”
通过本书，Jung 作家将“查明真相”指认为当务之急。她主张，要清算那些曾为军部独裁政权效力、至今仍享有巨大财力的人，就必须首先查清真相。在这一语境下，她强调正确认识历史。她表示：“文化发达国家在教授历史时，会深入挖掘与我们密切相关的近现代史，但我们却更侧重于朝鲜时代的历史”，“我们几乎没有机会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社会事件进行价值判断，有必要唤醒最基本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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