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脉动]被叙事竞争困住的政策，再问“谁在获利”

by Oh Jooyean

Published 13 May.2026 12:00(KST)

Updated 13 May.2026 13:45(K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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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现实，如果以国民为标准来判断，意识形态、价值观，哪一个更重要呢？”

正如李在明总统（今年3月30日济州市政厅见面会）所言，政策不是抽象的口号，而应是直接触及国民生活的具体存在。政策本是内含价值冲突的政治产物，但近来我国社会的混乱已超出了单纯的价值竞争。政策学者Deborah Stone曾称，政策是叙事的竞争，然而当这些叙事被锁定在意识形态和迎合人气的框架之中，而非建立在客观真相之上时，政策就有可能不再服务于公共利益，而是随着政治煽动而摇摆。

“弃核电”政策就是这一问题的典型体现。当时政府在“安全”这一价值上着重着墨，但在这一过程中，是否充分考虑了数十年间积累起来的核电生态系统的崩塌、电力供应不稳定，以及产业界沉重成本负担等现实问题，仍存在争议。从能源安全与碳中和的角度来看，相关实证依据与社会对安全的认知之间究竟如何取得平衡，评价也严重分化。此后在政策方向被扭转的过程中，社会矛盾与成本进一步扩大，而这一负担最终转嫁给了国民和企业。这与其说是价值选择问题，不如说是当意识形态判断压倒科学事实时所产生的政策混乱的一个案例。

类似的情形在监管政策中一再重演。大型超市营业限制以保护街区商圈和共生共赢为名推进，但其实际效果却存在多种评估结果。有研究指出，监管带来的反射收益并未流向传统市场，而是转移到大型在线平台。同时，也有意见指出，双职工家庭和单人家庭的选择空间反而被压缩。当政策对一线的消费模式变化和流通环境缺乏充分分析，却执着于“大型超市对小商工人”这一二元对立的框架时，政策的实效性必然削弱。

这两则案例的相似之处在于，都绕开了“究竟谁真正获益”这一本质性提问。正如政治学者Harold Lasswell所指出的，政策决策的核心在于“谁，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获得什么”。政策固然需要兼顾多种价值，但其出发点归根到底应在于，必须明确厘清谁获得利益、谁承担代价。当前韩国的政策正在模糊这一基本原则，而且这种倾向并不限于某一特定领域。效率与公平、自由与安全之间的冲突或许是民主社会的宿命，但以负责任的方式调和这种两难，正是政治的职责所在。

政策存在矛盾是现实，但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的态度则必须警惕，因为这可能蜕变为躲在意识形态背后逃避责任的逻辑。政策的成败，不在于华丽的修辞，而在于电费、买菜等切实反映在国民日常生活中的结果。直面令人不适的数据，并以承担失败责任的姿态应对，才是重建国民对政策信任的起点。政策真正的力量不在于美化矛盾，而在于有责任、有意志将其对国民生活造成的重量承担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