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ia Repo]韩国在柬埔寨绑架案面前为何如此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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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诈骗园区中发生的韩国人被绑架受害事件，带来的冲击波不小。不仅原本计划前往柬埔寨旅游的人纷纷取消行程，连周边的老挝、泰国、缅甸等地，也被不安和恐惧的涟漪所波及。自文在寅政府时期将“新南方政策”的最优先合作伙伴锁定为湄公河流域以来，韩国在过去10年间不断向这一地区倾注无数乐观叙事。然而，那些绚丽的未来展望如今已被彻底推翻。甚至连一直以东南亚为研究对象的笔者和同事们，在目睹此次事件后，都不禁自我反思：我们是不是对这个地区“过于乐观”了？

其实，韩国人在海外遭遇犯罪侵害并非新鲜事。但这次事件之所以被“特别地”接受，自有其原因。因为这是国民第一次以一种“集体感知”的方式，亲身体验到：韩国的国家治安能力，一旦到了海外，可能什么都不是。

韩国警方的力量极其强大。通过监控摄像头的轨迹追踪、信用卡消费记录分析、实名制通信记录等手段，在韩国境内侦破犯罪主要依靠“数据连接”来运作。然而，当韩国人在柬埔寨遭到绑架、监禁并被强迫投入诈骗劳工那一刻起，这一切技术手段就失去了效力。原因很简单：犯罪运作的秩序与环境，本身就完全不同。

名为“主权”的高墙

韩国警方的权力只在名为“韩国”的领土之内有效。柬埔寨是他国主权空间，没有当地警方的协助，韩国警察连监控画面都看不到，更无法进入现场，也不能逮捕嫌疑人。只有在柬埔寨警方配合的前提下，韩国警方才能有所行动。人们以为“国际共助”理所当然，却在这里完全破灭，因为柬埔寨的公权力运作，不是按照韩国式“法律”的语言，而是按照“力量”的语言。

韩国长期向柬埔寨提供巨额官方发展援助（ODA）。2022年1789亿韩元，2023年1805亿韩元，2024年2178亿韩元，2025年4353亿韩元，3年间增加了2.4倍。在韩国指定的27个官方发展援助重点合作国中，这是增幅最陡的一国。遗憾的是，这样的数字在“犯罪侦查”面前却显得毫无用处。因为柬埔寨地方警察组织效忠的对象，并不是法律法规或国家利益，而是上级权力、地方势力以及金钱。他们不“听从法律”，而是听从掌握金钱者的暴力。

韩国即便通过官方发展援助提供了数千亿韩元，对方也没有理由因此就优先响应韩国的请求。在柬埔寨从事官方发展援助项目长达7年的上名大学特任教授Jang Jisoon就指出：“柬埔寨警方效忠的对象，并非法律或国家利益，而是掌握金钱与武力的地方实力者。”这番话并非简单的批评，而是反映出当地警察组织在现实中往往扮演着调解犯罪利益的中介角色，甚至部分国家机构本身就异化为犯罪组织的一部分。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柬埔寨边境的诈骗园区，并不是由“国家公权力”独占的空间。与缅甸北部掸邦、泰国—老挝三角地带类似，这里的权力生态由私人武装、军阀与腐败官员交织而成。在这个世界里，法律是可选择的，而公权力有时则是斡旋犯罪利益的中介。即便我国的部长、副部长亲自登门，也很难看到问题轻易得到解决的迹象。

贫困演变为暴力的时代

我们只把全球南方视为“优质投资目的地”的时代，已经就此终结。全球南方的贫困不再只是“该地区内部的风险”。它如今正在通过网络世界，反向攻击发达国家公民的安全。第三世界的贫困，已转化为一种“跨越国境的暴力”，成为新的安全威胁。

而且，这一现象在今后很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因为全球资本将更加专注于“人工智能（AI）、半导体和尖端产业”。当高科技不断向一端集中，另一端的贫困与暴力密度则在同步上升。柬埔寨北部的诈骗园区、老挝边境地区的网络赌博园区、缅甸军阀控制区的加密资产洗钱平台，这一切已成为无法回避的地下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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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单纯因为韩国行政部门无能，而是在我们尚未察觉之际，尖端科技与贫困已经构成了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结构。利用数据实施的犯罪，在最贫困地区萌芽，却动员赌博、毒品、奴役劳动等暴力手段，去攻击发达国家公民的安全——这就是人工智能时代所塑造的冷酷现实。这既说明我们是受害者，也提醒我们：没有理由因为自己遭受侵害，就对第三世界的官方发展援助变得吝啬。

Jung Hojai 亚洲愿景论坛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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