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脉动]建议设立国家住宅政策委员会
近期住房市场的变化再次成为国民的忧虑。李在明政府在6月27日通过抑制住房需求政策、在9月7日通过扩大住房供应政策,明确表明了以抑制投机性住房需求和确保住房供应的公共性为基调的住房政策方向,但仍未能压制住房市场。
原因何在?关键在于住房产生的非劳动所得。对主导住房需求的MZ世代(千禧一代+Z世代)而言,在首尔购买公寓不过是与股票或虚拟货币投资同类的投资行为而已。如果他们预期由于公寓供应不足导致房价上涨,且政府不会切实回收源自住房投资与所有权的非劳动所得,那么就会大胆进行投资。
事实上,李在明政府并未选择与住房市场对立,而是以“实用”为话题,表现出推进顺应住房需求和市场的政策基调的意志。政府并未将回收非劳动所得的税收和监管手段摆在前台,也没有废除在2022年至2023年房价暴跌期公布的激活住房市场措施。冷静的市场参与者并未错过这一信号,从而推动了住房需求增加和房价上涨。
若将住房政策视为政治问题,就很难采纳一切减少住房非劳动所得的政策。增加税收负担、强化与整备项目相关的监管、由公共部门垄断开发利益的开发方式,都很难获得人气。在世界各国,随着进步与保守政府轮替,多数关于增加税负和回收开发利益的装置最终都被架空。
要采纳不受欢迎、反对声强烈但又必不可少的税收政策或居住福利政策,必须有以国民支持为基础的推进动力。为获取这一动力,从政策筹划阶段起就必须推进公共讨论。应围绕“当前住房政策的本质是什么、有哪些可行替代方案”展开激烈的社会讨论,汇聚国民共识。实际上,卢武铉政府的8·31房地产对策以及文在寅政府关于停止建设核电站等国家核心政策决策,都是在经过公共讨论程序后推进的。
若要区分并推进短期市场应对政策与长期住房政策的愿景和战略,就必须从根本上重组当前的住房政策决策主体和治理体系。首先,需要明确设定短期住房市场应对型住房政策的制定与决策主体。如果由总统办公室总揽政策,则难以控制的住房市场价格变动会成为国政绩效指标,这将带来负担。国土交通部虽为住房政策主管部门,却无法对影响房价的利率、流动性和税收政策负责。由企划财政部主导的经济部门部长会议是核心住房政策决策机构,但当今住房政策已经超越经济部门的范畴,必须与区域均衡发展、福利与照护以及地方自治团体的工作紧密衔接予以解决。因此,由国务总理室在跨部门层面负责协调和决定住房政策更为妥当。
作为承载长期住房政策原则和国民共识的独立治理机构,建议在国务总理室之下设立国家居住政策委员会。正如国家教育委员会设定中长期教育愿景一样,国家居住政策委员会应成为就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质量产生重大影响的居住问题进行协商与审议的跨部门治理机构。
Byun Changhum 世宗大学行政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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