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滞的调查]①办理平均耗时312天…在“案件踢皮球”中受折腾的受害者

“我甚至还在国民申诉平台上提交过对特定侦查官的回避申请。”（律师A）

“对案件提出异议申请后，案件在检察和警方之间来回折腾，当事人实在熬不住，说要与嫌疑人达成和解。”（律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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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警侦查权调整之后，刑事案件受害者正因检察机关与警方之间无休止的“相互推诿”而饱受折磨。随着警方被赋予侦查终结权、检察官的侦查指挥权被废止，案件便在警方与检方之间漂流。案件无法终结，更无法交由法院裁判，受害者在精疲力竭之下撤回控告或检举。

据大检察厅1日统计，从警方受理到经过补充侦查要求等环节，再到检方作出最终处分，刑事案件的平均处理时间已从2020年的142.1天大幅增加到去年标准的312.7天，相比侦查权调整前增加了两倍以上。

目前在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一旦警方作出不移送决定，受害者提出异议，检察官会再次要求补充侦查。但由于检方的要求实际上缺乏强制力，警方把案件塞进柜子里搁置不办的情况屡见不鲜。经历这一系列过程后，如若遇上警方定期人事调动更换侦查官，许多案件又不得不从头接受调查并无止境地等待。事实上，案件被“初始化”，从头重新侦查的过程不断重演。受害者只能无期限地等待警方处理案件。甚至有律师称，只能一再恳求警方侦查官“让案件好歹能交由检方判断”，以此来促成案件收尾。

一名出身检察长的律师表示：“我在2年前开业时承接的第一个案件现在还躺在警方手里。案件并不复杂，却2年多都无法结案，这说明当前刑事司法体系的问题非常严重。无论是受害者还是嫌疑人，几年来一直处于被持续侦查的恐惧之中，根本无法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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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迟延的根本原因在于，凡是不属于检方直接侦查对象的案件，全部由警方进行第一轮侦查并行使终结权。案件的起点和终点都由警方掌控。侦查权调整后，案件结构性地向警方集中，但随之而来的人员补充等后续措施却未能落实。在侦查人力并未大幅增加的情况下，案件却呈几何级数增长，而办理窗口却有限，“瓶颈现象”不可避免。

在侦查权调整初期，警方内部一度出现人员向侦查部门集中的情况。但随着案件蜂拥而至，侦查部门瞬间沦为人人回避的岗位。就侦查工作的特性而言，投入时间并不会换来工作量减少，反而会越干越多。侦查人员饱受超负荷工作之苦，相关投诉也层层堆积。这种认识在警方内部已相当普遍。一名司法警察官透露：“结果就是回避侦查的现象愈发严重，只能用工作经验不足的入职2～3年的侦查官来填补岗位。要把案件分派给所谓‘老手’——工作10年以上的资深侦查官，几乎比‘摘天上的星星’还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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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还有警方要求受害者自行去收集证据的情况，事实上就是把举证责任转嫁给受害者。因此，受害者从警方侦查阶段起就不得不委托律师。不仅受害者，嫌疑人也从警方侦查阶段开始委托律师应对，这一结构已固化，法律费用也随之自然攀升。另一名律师表示：“在检方阶段委托律师的比例，已经远远低于在警方阶段就委托律师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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