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紧张监管严密…国内自动驾驶“濒临夭折”[把本土市场拱手让给中国的自动驾驶]
韩国自动驾驶面临多重困局:技术接受度低、资本市场小、开发设备昂贵、积极监管阻碍商业化,出租车业界反对成社会障碍
国内自动驾驶行业普遍反映,资金短缺、以“肯定列举式”为主的监管环境,以及普通大众对自动驾驶的负面认知等问题,使企业发展面临重重困难。业内呼吁,有必要建立定制化技术支持体系,或研究参与由政府主导的人工智能(AI)领域项目的途径,为企业持续经营夯实基础。
自动驾驶行业称,资金困难是当前最大的挑战。以开放式汽车软件“Autosar”为例,仅授权许可费用一年就需5亿韩元。此外,购买整车并加装摄像头、激光雷达等各类传感器,将其改装为自动驾驶汽车,本身就需要数亿韩元。为采集自动驾驶数据而进行试运行时,还要额外承担驾驶员人力成本和运营费用。因此,业界认为,有必要提供补贴、税收优惠以及车辆改装费用支持等措施,帮助企业撑到商业化前夜。
近期资金需求激增,与图形处理器(GPU)和高带宽存储器(HBM)等自动驾驶运行所需基础设备成本上涨密切相关。运营达到4级水平的机器人出租车时,数十个传感器会实时生成每秒以太字节(TB)计的数据。为了处理这些数据,至少需要配备运算能力在每秒2000万亿次(2000 TOPS)以上的HBM。业内人士表示:“特斯拉和Waymo已经拥有5000 TOPS级的平台,对国内初创企业来说难以企及。”
业内估算,仅美国的Elon Musk一人就拥有20万张以上的高性能GPU。特斯拉大约持有3.5万张,而Musk创立的人工智能研发企业xAI则被认为拥有20万张以上。相较之下,我国目前持有的最新GPU仅约2000张,目标是在今年之内增至1万张,并在2030年前达到5万张。业内也期待积极利用李在明政府正加速推进的“人工智能(AI)高速公路”。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如果能够使用AI高速公路,国内技术也能实现快速成长。”
业界一致认为,也需要努力改善社会对机器人出租车的认知。2010年代网约车服务“Uber”和“Tada”进军市场时,曾因出租车行业的强烈反对而被迫搁浅,这一情形完全可能在机器人出租车身上重演。风险投资机构对机器人出租车投资态度谨慎,也源于此。一家自动驾驶企业负责人表示:“如果在国内正式大规模运营机器人出租车,出租车司机自然会认为自己的工作岗位被抢走,因此需要全社会共同思考、共同努力。”他解释称,从长期看,随着人口减少,公共交通从业人员将持续下降,机器人出租车的作用会不断增强,这一共识有望推动社会认知的改善。
监管方面的完善同样迫切。我国虽然已经发放无驾驶员4级无人自动驾驶许可,但同时又附加了企业必须“制定额外安全对策”或“副驾驶座必须有人同行”等条款,实行的是“肯定列举式监管”。然而,对身处变化极快的新兴产业从业者而言,“肯定列举式”很难不让人感到束手束脚。因为如果把允许事项逐一写进法规,制度就难以跟上技术飞速发展的步伐。相比之下,美国和中国的做法是,只要不触犯明文禁止事项,就允许在限定区域内开展无人自动驾驶运营,如发生事故,再进行事后调查和处罚。
此外,国内对自动驾驶车辆远程驾驶的允许范围也非常有限,因此在突发紧急情况时难以及时应对。虽然今年5月在监管沙盒的一项举措中,已在车辆共享服务领域给予远程控制安全标准的特例,但业界认为,要在普通道路上实现对自动驾驶汽车的远程控制,仍需很长时间。
从法律法规上看,儿童保护区和老年人保护区内禁止自动驾驶,这也被视为一大障碍,因为这会限制多样化自动驾驶线路的设计。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在我国,只要发生一次哪怕很小的事故,企业几乎就要面临被迫关门的社会压力。正因如此,政府在发放许可时,也倾向于通过附加各类监管但书条款来规避责任,这就是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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