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源流失的K酒税]③“Highball”之国日本……为何如此火爆
日本最大酒企三得利去年销售额达30万亿韩元
威士忌蒸馏所年度吸引30万人参观
韩国酒类出口十余年原地踏步…持续1000亿韩元贸易逆差
“山崎”。
由表示山的“山(やま)”和表示山脚的“崎(ざき)”组合而成、意为“山麓”的“山崎”,是让威士忌爱好者为之狂热的名字。日本代表性的综合饮料企业三得利(Suntory)在大阪府运营山崎蒸馏所,在山梨县运营白州蒸馏所。2023年一年间,参观三得利威士忌蒸馏所的人数多达30万人。
其中韩国游客约2.4万人,比前一年增加约30%。在山崎蒸馏所参观威士忌制造过程并进行品鉴的2小时“Prestige Tour”行程,每人价格为1万日元(约9万7000韩元)。即便价格不菲,也要多次“抢票”才能拿到参观名额,竞争极为激烈。
人气秘诀十分明确:就是“品质”。
在日本东京三得利总部见到的三得利威士忌营销部长 Nara Takumi 表示:“三得利作为一家拥有逾100年威士忌酿造历史的公司,对自身的传统和技术实力充满自豪”,“三得利在迎合日本人特有口味的同时,也追求与能够在全球通行的普适口味之间的协调,酿造出了平衡感出众的威士忌,结果在国内外都获得了良好评价。”也就是说,三得利威士忌出众的品质俘获了多元化消费者的心,由此激发出的好奇心又转化为对蒸馏所的参观需求。
1980年代修改酒税法的日本……三得利成长为酒类产业的中流砥柱
韩国和日本分别选择的酒税制度,改变了两国酒类产业的版图。日本通过1989年酒税法修订,将按照酒类出厂价格征税的从价税,改为按照容量征税的从量税。通过废除不同酒种之间的差别税率,简化税制结构,追求税负的公平性。由此,威士忌、日本酒和啤酒的税率下降,而烧酒和葡萄酒的税率则上调。
随着所有酒类全部转为从量税,日本酒类企业开始生产高档酒。过去,一旦使用优质原料导致生产成本上升,就会被征收更高税率,推高产品价格,进而增加销售难度。但在转为与生产成本无关、适用同一税率的从量税后,企业摆脱了因税负导致的售价上升压力,从而获得了开发威士忌、日本酒等此前税负较重的高档酒种的动力。酒类制造商围绕优质产品展开竞争、推动品质提升,消费者则得以以相对低廉的价格享用高档酒,日本酒类产业也因此迎来全盛期。
三得利不仅生产威士忌,还涉足啤酒、葡萄酒、咖啡、软饮等,是日本代表性的酒类制造企业。1899年,Torii Shinjiro 以葡萄酒业务为目的创立公司,1923年建立山崎蒸馏所,正式进军威士忌业务。此后,以酿造符合日本人口味、口感清爽的威士忌为目标,于1937年推出“角瓶”,该产品在全球大受欢迎,开创了“日式威士忌”这一全新品类。时至今日,在100年后的现在,日本能够与苏格兰、爱尔兰、美国、加拿大并列,成长为世界五大威士忌生产国之一,三得利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三得利去年实现销售额3万797亿日元,约合29万3650亿韩元。按事业部划分,饮料事业销售额为1万6887亿日元,占整体的55%;酒类事业为1万557亿日元,占34%。考虑到韩国最大酒类企业海特真露去年销售额为2万5992亿韩元,最大综合饮料企业乐天七星饮料为4万0245亿韩元,三得利规模之大可见一斑。营业利润也达到3289亿日元(约3万1500亿韩元),营业利润率为10.7%,展现出高于韩国两家公司的盈利能力。
扭转日本酒类市场低迷的“Highball”
三得利也并非一直顺风顺水。凭借角瓶的成功,日本威士忌市场在高度经济成长期(1954—1973年)大幅扩张,1983年日本威士忌类总产量达41万2000千升。然而从1983年至2007年,年轻人饮酒量长期呈逐步下降趋势,加之偏好低价产品的风潮叠加,威士忌消费也一路下滑。业界层面的对策迫在眉睫。
当时三得利打出的牌就是“Highball”。Nara 部长将2008年视为威士忌产业复苏的转折点。他表示:“为了将高档形象强烈的威士忌大众化,赋予其更为亲民的形象,我们积极开展了能够轻松搭配餐食的Highball营销”,“我们判断,即便不是三得利的产品,只要混饮方式得到推广,也有助于改善行业景气,结果证明这一判断是成功的。”受Highball热销带动,日本威士忌类产量从2007年的6万3000千升,增长至新冠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的15万7000千升。
Highball营销的影响力也跨越日本,波及韩国。Nara 部长表示:“韩国与日本拥有相似的饮食文化,因此似乎更容易接受Highball”,“随着Highball的人气上升,威士忌这一品类再次受到关注,加之访日游客需求叠加,也出现了威士忌原酒供不应求的局面。”
不过,为了维持品质,三得利并未盲目扩大产量。这也成为在需求相较于供应偏多时推高价格的原因之一。事实上,三得利并非只依赖日本国内市场。以去年为基准,内销收入占整体的48%,亚太地区为20%(6017亿日元)、美洲为17%(5316亿日元)、欧洲为15%(4668亿日元),海外销售占比更高。
为进一步提升日本威士忌的价值,业界层面的支持也在持续。日本洋酒酿造组合将此前模糊的日本威士忌定义,明确为“使用麦芽和谷物、采用日本国内获取的水源、在日本国内蒸馏所生产,并装入700升以下的木桶,在日本国内熟成3年以上”等标准,并自去年4月起实施可标注为“Japanese Whisky(日式威士忌)”的认证制度。日本威士忌业界期待,通过这一举措,产品品质和安全性将进一步提高,相关产业也将得到更大发展。
酒税法修订也强化了清酒与烧酒的竞争力
日本酒类产业的版图上,并非只有三得利。近年除威士忌外,日本传统酒清酒(日本酒)的出口也在快速增长。根据日本酿造组合中央会(Japan Sake and Shochu Makers Association)的数据,去年清酒总出口额为435亿日元(约4160亿韩元),比前一年(411亿日元)增长5.8%。2015年清酒出口额约为140亿日元,10年间增长逾3倍。尤其是高端清酒市场增长显著,自2020年以来出口额增长1.8倍,平均单价提升1.3倍。从数量来看,销往80个国家的总量折合9升装达345万箱,创下历史新高。
近期清酒市场的增长,被评价为政府和业界推动高端化战略取得成效。一位业内人士表示:“日本清酒业界正致力于提升品质和改变形象”,“通过开发专用酿造米、开展酵母研究等方式,各酿酒厂都在努力展现自身独特个性。”尤其是在去年12月,清酒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被评价为长期强调清酒从大米碾磨、发酵、加工等复杂酿造工序,到各生产阶段都需要精细酿造技术,是高端技术结晶的结果。
酒税法修订也对烧酒市场产生了影响。日本的烧酒,即“Shochu”,分为“甲类Shochu”和“乙类Shochu”,其中甲类为稀释式烧酒,乙类则与蒸馏式烧酒属于同类酒。韩国人熟悉的绿色瓶稀释式烧酒,正是诞生于日本的酿造方式,自日本在1895年率先于东亚成功生产酒精后,于1899年被发明,这就是甲类Shochu,并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传入韩国。过去,日本国内也消费了相当数量的稀释式烧酒。但随着酒税法修订,大幅降低了高品质乙类Shochu的税负,消费者缺乏继续选择甲类Shochu的动力。几十年后的今天,日本烧酒市场已经重组为以高品质蒸馏式烧酒为中心的格局。
在日本鹿儿岛同时生产红薯烧酒和威士忌的知名生产者、Nishi Joichiro——Nishi酿造代表表示:“日本在1989年转为从量税后,高价苏格兰威士忌的价格下降,这成为相关威士忌走红的背景。”他还表示:“最重要的是,由此看到蒸馏酒市场可能性的生产者大幅增加”,“结果就是直到现在,日本国内威士忌和蒸馏式烧酒等蒸馏酒生产者不断涌现并实现成长的背景。”
在日本鹿儿岛经营红薯烧酒和威士忌蒸馏厂的Komaki Isekichi Komaki酿造社代表(左)与Nishi Yoichiro Nishi酿造社代表。[照片=记者 丘恩模]
View original image被K热潮边缘化的K-酒类产业……贸易逆差持续
与此相对,仍维持从价税制度的韩国酒类产业,每年都在持续出现贸易逆差。根据韩国关税厅数据,去年韩国酒类进口额为13亿4413万美元(约1万9300亿韩元)。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间,受居家饮酒与独酌风潮推动,韩国酒类进口额大幅增加,2022年达到16亿0504万美元(约2万3000亿韩元)。此后,过热的威士忌和葡萄酒需求趋于平稳,进口额连续两年下降,但每年仍有接近2万亿韩元规模的酒类产品进口至韩国。
出口规模则在逾10年时间里徘徊在3亿美元左右,几乎原地踏步。去年韩国所有酒种的总出口额为3亿4908万美元(约5000亿韩元),较前一年(3亿6414万美元)反而减少4.1%。在各酒种中,烧酒正孤军奋战。烧酒出口额从2021年的8242万美元,增长至去年的1亿0409万美元(约1500亿韩元),近3年间增长26.3%,呈现增长势头。但从绝对规模来看仍然不足。最大制造商海特真露烧酒销售中,海外销售占比截至去年第三季度仅为4.0%。
由于出口规模不及进口规模,每年都在出现大额贸易逆差。去年酒类贸易逆差为9亿9505万美元(约1万3000亿韩元)。这一数值较前一年减少10.2%,逆差已连续两年缩小。但这更多是由于进口减少而非出口增加所带来的“渔翁之利”式改善,逆差规模随时可能再次大幅波动。
酒类贸易逆差,是在各国代表性酒类大举涌入韩国市场的情况下,韩国酒类业界未能打造出足以守住本土市场并进军海外市场、具有充分竞争力产品的结果。在当下全球对韩国的关注度空前高涨、K食品在全球市场大展身手的背景下,唯独韩国酒是个例外。业界普遍认为,虽然稀释式烧酒在国际市场备受关注,但要作为支撑长期出口的“招牌酒类”来确立稳固地位仍然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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