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增长引发26年来最高汇率…担忧1400韩元固定化[韩元下跌]①
韩元汇率创IMF外汇危机以来新低
经济恶化叠加政治混乱推高韩元兑美元汇率
不进行结构改革将难以摆脱低增长、遏制高汇率
我国货币的汇率价值跌至自1997年外汇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韩元价值已连续3年下跌,这也是外汇危机之后首次出现此类情况,被解读为经济日益困难所导致的现象。有观点担忧,如果经济形势得不到改善,围绕1400韩元上下的高汇率将长期固化。
韩元兑美元平均汇率飙升至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时期相近水平
据韩国银行10日消息,去年韩元兑美元平均汇率约为1364韩元,为1998年创下1395韩元之后26年来的最高水平。也就是说,韩元价值已跌至与当年因外汇危机导致国家信用评级下调、企业接连倒闭、经济陷入史上最严重困境时期相似的阶段。
韩元兑美元年度平均汇率自2021年起至去年已连续3年上升。汇率连续3年上升,也是自1996年至1998年之后首次。今年以来,1月平均韩元兑美元汇率也升至1455韩元,涨势延续。
即便不是从数字上体现的名义汇率,而是考虑对比国家物价水平和购买力等因素计算出的实际有效汇率,韩元的跌势在全球范围内也处于垫底行列。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截至去年12月底,韩国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为91.03,在国际清算银行64个成员国中仅高于日本。舆论认为,不仅名义上,韩元的实际价值也处于相当低的水平。
持续数年的韩元兑美元汇率上升,表面上看与戒严、弹劾等近期政治因素有关,但进一步分析后则认为,韩国经济低增长和竞争力减弱才是根本原因。
韩国金融研究院指出,韩元价值大幅下跌的时期,总是与内外部环境恶化、韩国经济低迷的时期重合。包括1997年外汇危机、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等。尤其是2008年,当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跌至外汇危机以来最大跌幅的-3.4%,韩元兑美元汇率在半年时间里从1000多韩元飙升至1500多韩元,上涨幅度超过50%,韩元价值急剧下滑。
我国经济增长率在2022年为2.7%、2023年为1.4%、2024年为2.0%、今年为1.6%(韩国银行预测值),整体呈下行趋势,被分析为近几年韩元价值持续下跌的重要原因。
金融研究院判断,近期韩元兑美元汇率在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同时,也因美国经济表现强劲和高利率政策带来的全球美元走强等因素而持续走高。同时还评价称,总统弹劾等政治不确定性虽可能短期内引发汇率飙升,但在政治不确定性缓解后,汇率反而会大幅回落,因此并非导致汇率趋势性上升的根本因素。
韩国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委员 Jang Min 表示:“引发外汇市场不安的原因多种多样,但韩元兑美元汇率的涨幅和速度,很大程度上受当时国内经济状况和脆弱程度的影响”,“政治不确定性虽会在短期内导致汇率飙升或扩大波动性,但并不会构成推动汇率趋势性上升的因素。”
若不推进结构改革 低增长将固化 高汇率难以遏制
最终要阻止韩元价值进一步下跌,被认为必须通过我国经济复苏实现增长率反弹。然而,由于韩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有观点认为汇率恢复稳定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政府预测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仅为1.8%,韩国银行则有望在本月的经济展望中将预期下调至1.6%至1.7%。海外主要投资银行也纷纷下调韩国增长预期。花旗集团近日将今年韩国增长率预期从1.5%下调至1.4%,摩根大通也从1.3%下调至1.2%。如果这些预测成为现实,韩国经济增长率将跌至自2020年新冠疫情导致经济负增长以来的最低水平。
Sangsangin证券研究员 Choi Yechang 称:“在人口结构、南北分裂等结构性低估因素之外,再考虑到国内政治安全性问题以及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对华强硬政策等,韩元地位将持续走弱,2029年以后,韩元兑美元汇率在1500韩元左右成为新常态的可能性也存在。”
反映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前景的潜在增长率下行趋势同样不容乐观。根据韩国银行经济模型室的数据,2000年代初期在5%左右的潜在增长率,进入2010年代降至3%出头,2016年至2020年进一步降至2%中段,目前已跌至2%。潜在增长率是指在一国将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充分投入、又不引发通货膨胀的前提下所能实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是在最大限度利用既有资源并付出最大努力时可以达到的最高增长水平。
韩国潜在增长率呈趋势性下降,被认为主要源于人口减少等结构性因素、生产率放缓、投资减少等导致整体经济活力减弱。更严重的是,受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等影响,韩国的潜在增长率预计在2030年代将降至1%出头,2040年代将跌入0%区间。舆论担忧,韩国经济的长期低增长将被固化,高汇率、国家竞争力削弱、人均国民收入停滞等问题也将接踵而至。
韩国银行强调,要有效提高潜在增长率,必须通过对整体经济进行结构改革来提升生产率。韩国银行经济模型室科长 Lee Eunkyung 强调称:“要有效提高潜在增长率,需要通过改善劳动力市场低效、引导资源高效配置、改善企业投资环境和培育创新企业等结构改革来提升生产率。”她还补充说:“为减缓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放缓,需要通过缓解首都圈过度集中的政策、推动工作与家庭兼顾等方式积极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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