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工资涨22%,最低工资飙升123%
实际工资自2011年以来涨22%
最低工资飙升6倍
政策性工资异化为协商工资
“应从决策结构重组”一致发声
在反映物价上涨后的实际工资上涨22%的同时,法定最低工资却飙升了123%。有舆论认为,相对于物价和工资水平,最低工资过度上调导致市场扭曲,使本应享受最低工资上调红利的低收入劳动者反而被排除在外。为避免无视现实的最低工资“超速上调”一再重演,要求从根本上改革以劳资博弈为特点的最低工资决定结构的呼声正不断高涨。
据17日雇佣劳动部等相关部门统计,反映物价水平后的每名劳动者月均实际工资,去年为355.4万韩元,比开始编制相关统计的2011年(290.2万韩元)增加22.47%。同期,法定最低工资则从4320韩元大幅升至9620韩元,涨幅高达122.69%。
作为政策性工资的最低工资,其上涨速度是全体劳动者所获实际工资的6倍。最低工资在文在寅政府初期的2018年和2019年分别上涨16.4%、10.9%,连续两年涨幅超过10%,5年累计涨幅达41.57%;在尹锡悦政府上台后也上涨了9.50%。同期,除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之后的2022年消费者物价涨幅一度急升至5.1%外,其余年份平均涨幅仅在2%出头的低位徘徊。
由于超高速上调,韩国的最低工资水平已经高于主要发达国家。以国际比较标准“最低工资与中位工资之比”来看,截至2022年6月底,韩国的这一比例为60.9%,即使与经济规模位居第3、第4位的日本(45.6%)、德国(52.6%)相比,也明显偏高。比利时(40.9%)、爱尔兰(47.5%)、英国(58%)等西欧国家,以及实施最低工资制度的澳大利亚(53.6%)等其他主要国家,大多停留在40%~50%区间。
最低工资“超速上调”的冲击,集中体现在本应享受该制度红利的低收入劳动者身上。根据韩国经营者总协会的分析,去年在劳动市场上未能拿到最低工资的劳动者人数为301.1万人,占全体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未达标者比例(最低工资未满率)为13.7%,比前一年上升1个百分点。这一比例自2001年的4.3%以来已跃升逾3倍。
尤其是在农林渔业(43.1%)以及住宿·餐饮业(37.3%)等最低工资脆弱行业,最低工资未达标劳动者高度集中。与大企业和中坚企业(2.2%)相比,在不足5人微型小规模企业工作的员工中,每10人就有3人(32.7%)领取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经营者总协会分析称,最低工资未满率上升,是因为此前过高的最低工资涨幅不断累积,而经济发展程度和当前劳动市场状况难以跟上最低工资快速上调的步伐。
6日,在首尔钟路区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大会议室举行的隶属总统的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第13次本委员会会议上,雇佣劳动部部长 Lee Jeong-sik 正在致辞。照片=记者 Heo Young-han younghan@
View original image预计明年以后情况将进一步恶化。作为最低工资审议和表决机构的最低工资委员会,12日决定将明年最低工资上调至1万30韩元,比今年(9860韩元)提高1.7%。虽然本次最低工资涨幅为2021年(1.5%)以来历史第二低,但由于此前相对于物价和工资水平的高涨幅不断累积,最低工资史上首次突破1万韩元大关。对此,各经济团体对最低工资未能冻结或下调表示遗憾,并集中批评不切实际的最低工资决定过程。
学界内外纷纷呼吁对陈旧的最低工资制度本身进行修整。1988年在民主化浪潮中引入的最低工资制度,与当初寄望通过协商实现成熟劳资关系定型的初衷不同,劳资双方每次都像进行工资谈判一样角力,最终由政府任命的公益委员草率表决决定的情况屡屡上演。在这一过程中,本应由政府确定、作为劳动者应得报酬下限和雇主支付能力上限的政策性工资,异化为谈判工资。有舆论指出,应当纠正这种以保障和支撑相对高收入的组织劳动者(加入工会的劳动者)高工资上涨为特点的扭曲的最低工资制度,使其回归本来面貌。
高丽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Kang Seongjin 指出:“现行最低工资制度由利益高度对立的劳资双方作为谈判主体出面,在结构上难以达成顺畅的意见一致”,“必须打破劳资决定结构,由专家群体依据客观的测算依据,在主导地位上决定最低工资,应围绕这一方向推进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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