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是非非]昌熙为何被炒了
做了将近十年街坊小吃街海鲜路边摊的舅舅(老板),突然决定辞退在厨房和大厅里忙前忙后的员工Changhui,我问他到底为什么。“利息总得还吧!再这样下去马上就要变成信用不良者了!”大概听上去像是在责怪他,舅舅板起脸回了这么一句。舅舅店里每天的盈亏平衡点销售额大约是100万韩元,可是最近工作日,一天连六七十万都很难做到。
靠着周五、周六的生意苦苦支撑下来,最后落到舅舅手里的也就每月50万韩元上下。情况不是一天两天这样了,但跟隔三差五就换招牌的其他店比起来,他家店还算显眼,再加上来来往往碰见的老主顾依然常来,我一直没想到竟然已经严重到这种地步。
员工一共三个人:Changhui、负责厨房的阿姨、负责大厅的最小的员工。别说本金,连利息都难以正常偿还,只好在三人当中先动手清理工资最高的Changhui。Changhui每月工资略高于300万韩元。就算辞退了Changhui,那笔钱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回到舅舅手上,因为必须把工作稍微多分给另外两人,那样就得给她们涨工资。舅舅盘算着,这样七扣八扣,最多也就能弥补150万韩元左右。即便如此,还是很难把利息全额还上,但他想着无论如何先能省一点是一点。
“Changhui说别开他,干脆给他减工资,可是一般幅度地减一点根本看不出效果。要减到能看出效果,就会触犯最低工资和带薪周休津贴之类的规定。”不光是Changhui,另外两名员工也都希望哪怕少拿点钱也能保住工作岗位,可问题远没那么简单。
借用舅舅的话说,新冠疫情期间,他简直就是完全放下防备、赤身裸体地被一顿猛揍。先是被强制要求关门停业,接着又在“斡旋”贷款的政策推动下背上巨额债务,开始交不起房租后,押金也在不知不觉间被全部抵扣掉。好不容易熬过新冠疫情的黑暗隧道,以为总算能重新见到一点光亮,结果这次又突然被“福岛核污染水谣言”这颗炸弹砸中;等到那阵烟尘散去,物价如何、利率如何等一连串复杂问题,又把顾客的心和脚步牢牢拴住了。
人气菜单如冷拌生鱼片拼盘、什锦海鲜、章鱼刺身、海鲜炒年糕等的成本价,粗略估算也涨了30%以上,但要提价却难上加难。舅舅还在想,要不要像年轻时那样,在开店前再去跑几趟快递摩托兼职,可那样一来就得大幅压缩休息和睡觉时间,让他很犯难。
截至今年3月末,自营业者贷款较1年前增加2.1%,达到1055.9万亿韩元,逾期率则飙升0.53个百分点至1.52%,而脆弱借款人的逾期率更是高达10.21%(韩国银行数据)。这些每次发布都在恶化、如今几乎让人麻木的统计数字背后,藏着那些绝不可能被磨灭的、刺痛而鲜活的“舅舅们”的人生叙事。而在这些叙事的拐点上,政府在经济与社会领域的决策,以及无休无止与之纠缠的政治斗争结果,都以一种既钝重又锋利的方式被深深刻印其上。
其中有些东西,就像目前的最低工资政策一样,只是包装好看,对谁都没什么真正好处,甚至对许多人有害;有些东西,则像核污染水争议那样不讲道理且不负责任,这一点也不难被证明。哪怕只是在餐馆等部分行业单独适用差别化的最低工资,这样的方案也本可以成为将混乱局面现实化的一小步、也是意义重大的第一步。
本月2日,在最低工资委员会上,部分由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推荐的劳动者委员为阻止表决,抢走委员长的议事槌、撕毁选票等一番骚动之中,最低工资差别适用议案最终被否决。这究竟对谁有利,又是在代表谁的利益?没有任何一位自营业者、小商工人要求别人把自己变成富人,他们只是诉苦:至少明明可以避免被逼上绝境,却千万不要有人非要让他们无路可走。那天被撕碎的选票,绝不只是一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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