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学历K妈妈独自带娃……父亲参与刻不容缓”[K人口战略]

随着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全球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其中之一便是围绕怀孕、生育与育儿的问题。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打拼的女性职场人，不仅在工资方面，而且在职业生涯方面都要付出很多“机会成本”。在女性劳动者迅速增加的高收入国家，出生率下降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然现象。20世纪80年代，女性劳动者较多的高收入国家，其出生率低于不就业女性较多的贫困国家。

然而在短短20多年间，这一局面开始出现完全相反的变化。四位德国经济学家在论文《生育的经济学：新时代（This Economics of Fertility : A New Era）》中，通过考察202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生育率以及女性社会参与度的提升，分析认为，高收入国家的生育率正在出现反转，反而高于贫困国家。关键在于“能否营造一个可以兼顾工作与育儿的环境”。这项研究不仅引起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机构的关注，也受到包括英国周刊《经济学人》在内的外媒的关注。

Matthias Doepke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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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收入水平较高、但总和生育率却不足1人的韩国。论文作者之一、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经济学教授Matthias Doepke（见照片）26日接受《亚洲经济》采访时指出：“韩国女性受教育水平很高，但在劳动力市场中仍然存在相当程度的性别差距。社会普遍期待母亲承担大部分育儿责任，加之僵化的工作环境使得父亲在（工作时间或地点方面）很难展现灵活性，这些复杂的社会规范也形成了制约。”

Doepke教授在论文中评价，高收入国家生育率上升，是因为构建了可以实现工作与家庭兼顾的环境。特别是，他分析认为，要提高生育率，需要具备四大要素：包括育儿假在内的家庭政策（family policy）、在育儿上积极协作的父亲（cooperative father）、有利于家庭的社会规范（favourable social norms）、灵活的劳动力市场（flexible labour markets）。

当被问及，在他论文中提到的这四大要素中，韩国的低生育率主要与哪一要素更为相关时，他回答说：“在韩国，所有要素都在发挥作用（All factors come into play in South Korea）。”他的担忧在于：虽然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社会参与更加活跃，但现实环境并不便于使用产假、育儿假等家庭政策；育儿负担集中在女性身上，使得父亲在现实中难以参与育儿，母亲的职业中断几乎难以避免。

他还分析称：“由于在婚姻关系（法定婚姻）之外生育子女较为困难，只有在婚姻家庭中出生的子女才能享受福利，其他（家庭）形式难以出现，这也对低生育率问题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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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pke教授认为，韩国的“教育热”也在推动低生育问题的形成。他指出，在韩国、中国等高收入亚洲国家，由于社会氛围认为子女教育的成功直接关系到社会地位的提升，因此出现了低生育现象。Doepke教授表示：“从孩子的成就角度来看，韩国的教育体系可以说是成功的，但从家庭必须为子女教育提供支持这一点来看，却给家庭带来了巨大负担。正因如此，父母会犹豫是否要拥有1～2名以上的子女。”

在谈到制定低生育对策时，Doepke教授认为，在前述四大要素中，“家庭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最有可能最快发生变化”，因为这是最需要政府决断与远景规划的部分。他的意思是，如果政府大力推行相关政策，将有利于提高产假、育儿假的使用率，也更有利于获得稳定而优质的工作岗位，从而减少职场父母的职业中断。他解释说：“就像斯堪的纳维亚（北欧）国家一直以来那样，如果（政府）率先主导政策变革，那么在社会规范层面，包括男性育儿参与扩大在内的变化也会随之而来。”

在女性职场人决定是否生育时，最关键的因素最终还是能否实现工作与家庭的兼顾——这是Doepke教授的看法。他同时认为，只有夫妻合理分担育儿，家庭才有更大可能不会止步于一个孩子，而是愿意再生育更多子女。

Doepke教授强调，在这一过程中，“企业文化（corporate culture），更广义上说是职场文化（workplace culture），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他举例称，如果企业文化要求父亲角色的职场人必须长时间工作，即便他们想与子女建立更多联系，也不得不为了育儿而牺牲晋升等职业目标。

企业可以为职场父母提供的代表性政策之一，就是男性育儿假。然而，男性育儿假不仅在韩国，在海外也仍被认为是难以轻易使用的制度。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数据，法律上保障男性育儿假（含陪产假）的国家，从1970年的13个增加到2021年的114个，但从实际育儿假的平均使用天数来看，截至2021年，女性为191天，男性仅为21天，差距巨大。

Doepke教授表示：“这似乎是由于在家庭和职场中都存在对社会规范的抵触。”他解释说：“即便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父亲们也担心，如果将男性育儿假的使用时间延长到超过最低规定期限，会被认为不够重视工作。”不过他同时指出：“与上一代相比，如今很多男性希望在子女养育方面承担更重要的责任。虽然社会变化可能缓慢而渐进，但与30～40年前极度偏颇的状况相比，许多国家已经走过了相当长的一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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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pke教授预期，使用工作与家庭兼顾政策，不仅对员工有利，对企业本身也将产生积极作用。他表示：“帮助员工兼顾职业与家庭的公司，在吸引既想要事业又想要家庭的年轻劳动者方面将更具优势”，同时“也会成为对那些一直无法充分施展才华的有抱负女性而言颇具吸引力的公司”。在时代快速变迁的背景下，这意味着有利于吸引追求“工作与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的年轻一代，以及女性人才。

他还认为，消除企业内部的性别歧视因素、为所有人提供平等机会，不仅有利于现有家庭和企业本身，也将有助于人们选择生育子女。这是他对“在高管中女性比例依然偏低、女性工资水平仍明显低于男性的情况下，改善企业内部性别不平等问题是否有助于实现工作与家庭兼顾”的提问所作出的回答。他说：“即便在这样的环境下，如同男女在偏好职业类型上存在差异一样，在各个方面实现完全的性别平等可能并不现实，但这应当只是个人选择所致，而不应是社会规范或歧视的结果。”

Doepke教授表示，全球范围内为实现工作与家庭平衡所作的努力不断扩大，这是“必然趋势”。他评价说：“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是技术变革与女性受教育水平提升所带来的自然结果。目前在工作与家庭之间产生的矛盾，源于当下的经济现实与前一时代形成的社会规范、制度无法相互兼容。”同时他补充说：“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规范与制度总是会（根据现实）得到调整，而重新平衡工作与家庭正是这种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Doepke教授在论文中也断言，对于为低生育问题而苦恼的各国政策制定者而言，很难获得简单、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因为社会规范以及整体劳动力市场状况等不可能在一瞬间发生改变。尽管如此，他认为，当前的超低生育问题并非“无法解决的命运（inescapable fate）”，而是社会政策、制度与规范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完全有改善的空间。

Doepke教授建议，制定政策的官员们“必须思考，从现在起经过10～20年，我们究竟希望为家庭争取怎样的未来”。他指出：“我认为不可能回到性别角色被严格分离的过去。从平等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看，（回到过去）都是错误的想法。”他进一步强调：“必须具备一种灵活性，让男女双方都能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合理分配时间，并且总体上要营造一个工作与家庭冲突更少的环境。”

Doepke教授认为，必须将四大要素综合、同步地加以引入。他表示：“其中一部分来自男性育儿假或与育儿、教育相关制度等政策层面，另一部分则来自职场文化层面。例如，如果通过一周中部分时间在家办公等方式提升工作灵活性，同时略微缩短工作日的工作时长，将会给家庭带来极大帮助。”

对当前形势，他持乐观态度，认为变化终将到来。他说：“历史已经表明，当经济与社会的变化创造出新的经济现实时，制度与社会规范最终会迎头赶上，从而与新的环境实现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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