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走边想首尔]街头“临时吸烟区”的解决方案
东京街头设立各类吸烟亭 严控路边吸烟
为吸烟者投入公共资金 反而保护非吸烟者并促进戒烟
比起强迫戒烟 更需要精细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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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岁末年初在韩国逗留时，我住在光化门附近。每到吃饭时间，路过常去的那家餐馆门口，总能看到一群人聚在那儿抽烟。烟雾太浓，每次经过那一带，我都会下意识地加快脚步。有一次在人比较少的时候从那里经过，忽然发现那里贴着“禁烟”的字样。明明写着禁烟，偏偏就有人聚在标牌正前方抽烟，这一事实让我颇为惊讶。仔细一想，这种现象并不只出现在那家餐馆门口。我也时常看到不少禁烟区干脆成了“临时吸烟区”。如果草率地下结论，当然可以把这归咎为市民意识低下或行为无序，但事情果真能如此简单地概括吗？
去年年末去东京表参道时，街头各处都设置了吸烟亭。由于人行道较宽，似乎有足够空间设置这些设施，而在东京其他街道上，也很容易看到吸烟亭或吸烟区。首尔并非完全没有类似设施，但如果把两座城市对比，就会明显感觉到东京的吸烟亭多得多。
1月下旬离开首尔后，我又到西班牙旅行了大约一周。南部城市科尔多瓦规模较大，小巷众多，与西班牙其他城市一样，几乎没有室外禁烟区，因此也就没有吸烟亭或指定吸烟区。餐馆室内虽然标明禁烟，但在户外桌位则允许吸烟，不过实际看到抽烟的人并不多。每条小巷设置的垃圾桶旁边，都配有供吸烟者使用的烟灰缸。
东京与科尔多瓦在城市规模和功能上完全不同，难以简单比较，但若只看对待吸烟者的态度，两者既有很大差异，也有显著共通点。东京对街头吸烟的管制相对严格；科尔多瓦则全面允许室外吸烟，这是最大的不同。另一方面，东京虽然大部分室外空间都是禁烟区，却设置了大量独立吸烟亭或吸烟区；科尔多瓦则在街头各处大量设置烟灰缸。由此可见，两座城市的共同点在于，都在设置和管理为吸烟者服务的公共设施。形式虽不相同，却都表明城市在积极进行面向吸烟者的公共投入。
说到对吸烟者的公共投入，虽然各国的内容和方式有所不同，但从国民健康的角度看，政策方向大多是鼓励戒烟，从表面上看似乎与此有些前后矛盾。即便如此，为什么还要为吸烟者进行公共投资呢？
禁烟政策的核心，自然在于降低吸烟率。然而在允许合法销售香烟的前提下，对其进行禁止和管制终究存在一定限度。因此，一方面需要支持吸烟者戒烟，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年轻一代干脆从一开始就染上烟瘾。要实现这两项目标，不能只依赖严厉的单向度管制，而必须通过努力，形成关于禁烟的社会共识。与其把吸烟者当成罪人般对待，不如争取他们的配合，循序渐进地引导其戒烟。
再回头看看首尔。聚在禁烟警示牌前抽烟的吸烟者，其行为或许也可以被视为对过度管制的一种反抗。那些在禁烟警示牌前抽烟的人，在餐馆内部或其他室内空间，大概并不会点烟。室内禁烟已在社会上形成广泛共识。相比之下，室外禁烟的历史较短，对于一边走路一边抽烟，或在人群密集处吸烟的行为，社会共识尚未完全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吸烟者能够放心抽烟的场所严重不足。正因如此，人们才会不惜“勉强”或鼓起勇气，自行开辟“临时吸烟区”。
首尔当然也并非没有吸烟区，但若刻意与东京相较，就会发现公共场所的配备明显不足；即便有，大多也是由建筑物所有者自行设置，其空间布局和设计也称不上理想。吸烟者的数量并未明显减少，而他们可以吸烟的空间却并不充裕，于是吸烟区不足的地点便意想不到地出现了“临时吸烟区”现象。为控制这一情况，人们安装了闭路电视监控，对吸烟行为进行更为严厉而密集的监视，但即便如此，“临时吸烟区”似乎也不会立刻消失。那么，究竟该怎么办才好呢？像东京那样增加公共吸烟亭或吸烟区，也许是一个办法。这并不是为了图方便吸烟者，切不可产生这样的误解。相反，正是通过对他们的体谅，来防止街头随意吸烟，并在长远上有助于鼓励戒烟。如果在设计上考虑与当地氛围相协调，也不会破坏市容景观。东京表参道的吸烟亭就既不显得突兀，又与街景颇为协调。
西班牙在1975年独裁者弗朗哥去世后，民主化运动加速推进，并于1978年引入民主宪法，虽然较其他欧洲国家晚了一步，但对政府针对公民的强力规制和管控极为敏感。因此，该国在对个人吸烟行为的管制上态度十分谨慎。这个国家选择的方法，是将香烟价格定得较高。虽然该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韩国，收入也较少，但一包香烟约为6400韩元，比韩国贵得多。
如果把东京和西班牙各自可资借鉴的方法引入首尔，乃至整个韩国，大致可以这样设想：提高烟价，然后将其中一部分税收用于在首尔以及各大城市的主要道路上设置吸烟亭。如此一来，不仅可以解决给非吸烟者带来困扰的“临时吸烟区”问题，还能在更大程度上有助于降低吸烟率。
在我们所生活的民主社会的城市空间中，对市民行为进行管制终究存在极限。与其为了禁烟而一味禁止吸烟，不如思考并采取更为精细、着眼长远的政策和路径。是否应当设法让那些在光化门餐馆门前成群抽烟的人，停止这种过激的“反抗”呢？
Robert Fouser 前首尔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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