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野争相喊“解决低生育率”……议员办公室育儿假却是天方夜谭[K人口战略]
25~39岁女性:“生育计划推迟了”
开始改变的大企业
无从感受的中小企业
生育之后面临更高壁垒
开始认真思考结婚和生育问题的二三十岁女性表示,职场中依然存在的职业中断和“玻璃天花板”,让她们在是否生育问题上犹豫不决。部分在推行育儿休假和弹性工作制等家庭友好制度的大企业员工已经开始感受到变化,但在从制度设计阶段起就遭遇现实困难的中小企业员工则吐露,这种困境仍是“进行时”。
在中小企业就职的已婚女性Han Sanga(30岁,首尔江南区)表示:“在公司里,女性比男性更频繁地出现职业中断。”她称:“我亲眼看到有朋友为了跟随丈夫工作调动而搬到外地、海外,也有朋友在育儿休假后因为没有人可以帮忙照看孩子,无法复职而只好辞职的案例。”
Han女士正在计划要孩子,但一想到可能不得不辞职或难以重返职场,她就陷入纠结。她说:“生完孩子并不是结束,在孩子入托幼儿园之前,总得有一个人在家照看。”她解释说:“如果孩子的祖父母住得很远,就很难帮忙带孩子,最终只能由父母中一方辞职。父母中收入较低的一方辞职的概率更大,而在我们家,那个人就是我。”接着她表示:“等孩子长大后再想重新工作,现实是公司更偏好年轻人,我也知道在那个年纪重新就业并不容易,因此是否要生孩子本身就成了让我纠结的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是在计划结婚的女性之间,相比对结婚和生育的期待,更多的是夹杂忧虑的声音。在中小企业工作的未婚女性Jo Hyuna(30岁,首尔衿川区)说:“听说其他部门一位女科长在育儿休假后准备复职时,被告知原来所在团队没有她的位置,只能被调往其他部门,但那个团队也拒绝接纳她。”她说:“由于工作性质加班很多,一想到怀孕时对自己和团队成员都会是负担,我也在犹豫是否要结婚和生孩子。”
与一般企业相比,国会的情况更为严峻。各议员办公室采用类似初创企业的结构,以办公室为单位推进工作,再加上在选举等重大活动前后工作量会大幅增加,现实中别说使用育儿休假或弹性工作制,就连一般年假都很难开口申请。在国会议员办公室工作的三十多岁已婚女性A某吐露说:“担心职业中断,一直在不断推迟生育计划。”她表示:“同事中即便怀孕了,也很难抽身去做例行检查,好不容易申请到育儿休假,复职后也随时可能被迫离职。”她还透露说:“从一开始招聘时,就不太愿意录用有孩子的女性。受职业中断等影响,在七级以下职级中女性助理很多,但级别越往上,女性比例越低。”
相反,在大企业中,随着弹性工作制、男性育儿休假等制度性变化的启动,职业中断有所改善的氛围也开始显现。在外资大企业就职的Lim Yeji(27岁,首尔松坡区)称:“身边很多女性朋友在生育后经历了职业中断,但在我所在的公司,职业中断的情况并不多。”她说:“这里的育儿休假和复职相对比较自由。”不过她也表示:“高管中男性比例目前仍然偏高,很难说女性在晋升方面完全没有问题。”但同时解释说:“至少目前,并不存在仅仅因为是女性、因为有孩子,就妨碍晋升到高层的职场氛围。”
在金融投资行业工作的三十多岁已婚女性B某也表示:“我们公司现在的氛围是,即便在育儿休假后复职,也仍然可以晋升、加薪。”她说:“随着职业中断现象比以前有所减少,最近公司史上首次有女性晋升为董事。”她还补充说:“男性育儿休假从去年开始逐渐有人使用,公司层面也在加以鼓励。”
特别采访组“ K人口战略——性别平等是答案”
经济金融主编:Kim Pils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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