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 vs 罪犯”…60多岁生下3个子女男子引爆“代孕母亲”争议
花钱雇代孕,用自己精子生子
“委托人是爱国者……也有人主张代孕合法化”
一名通过代孕获得三名子女的60多岁男子被立案调查,引发了关于“代孕合法化”的争议。
9日,京畿南部警察厅女性青少年科表示,已将所谓“平泽代孕事件”相关的4人以刑事案件立案并正在调查。此前,侦查机关以违反《儿童福利法》(拐卖儿童)嫌疑,将委托人——60多岁的亲生父亲A某、30多岁的代孕母亲B某、50多岁的女性中介C某等4人立案。
警方调查显示,身家丰厚的A某通过中介与目前居住在平泽的B某签订了“代孕合同”,并支付了4900万韩元。B某以A某的精子怀孕,于2016年产下一名男婴,随后按照合同将婴儿交给A某一方。他们的犯罪行为是在后来对未申报出生儿童进行全面排查时才被发现。警方确认,A某通过包括B某在内的多名代孕母亲共获得了3名子女。A某向警方陈述称:“虽然已经有成年的子女,但因为还想要孩子,在妻子同意下通过代孕生了孩子。”
类似的代孕生育案件屡见不鲜。
2019年8月,水原地方法院安养支院以收取8000万韩元代价提供代孕服务的嫌疑,判处一名被起诉的女性有期徒刑4年。该女子在生产后,以“要揭露孩子出生的秘密”相威胁,恐吓委托夫妻并提起各种诉讼,最终受到惩处。
另外,目前在大邱地方法院受审的一名30多岁代孕母亲,被指控以不孕夫妻为对象,收取5500万韩元代为生育。调查显示,她甚至还扮演中介角色,向未婚妈妈提出“如果提供卵子就给钱”的条件。检方在去年10月对这名代孕母亲求处有期徒刑9年。
代孕母亲向不孕夫妻提供自己的卵子生育孩子,孩子所用精子则来自不孕夫妻的丈夫。尽管这显然属于非法行为,但仍在地下持续存在,原因在于寻找代孕母亲的需求不断。
有分析认为,这与初婚年龄上升导致不孕与难孕患者增加的现状有关。
根据健康保险审查评价院发布的最近5年(2018—2022年)不孕及难孕治疗现况资料,5年间整体不孕患者从2018年的22万7822人增加到2022年的23万8601人,增长4.7%(年均增长1.2%)。同期难孕患者也从2018年的12万1038人增加到2022年的14万458人,增长16.0%(年均增长3.8%)。由此可见,想要却无法拥有孩子的人很多,因此代孕难以消失。
另一方面,今年第1至3季度出生的婴儿为17万7000人,创下自1981年开始编制统计以来的最低纪录。表示一名女性一生中预计生育的平均子女数的总和生育率,以第3季度为准仅为0.7人。于是,有舆论认为,为了解决低出生率问题,即便通过代孕也应该生孩子的观点也在逐渐出现。实际上,在“平泽代孕事件”的相关新闻下,网友纷纷留言称“委托人是爱国者”“应将代孕合法化”“有一方父母是亲生父母,比收养更好”“不理解为什么是非法的”。
主张代孕合法化的一方举出海外案例,称英国、希腊、越南、以色列、加拿大等国家只在非商业性代孕的情况下允许代孕;印度、俄罗斯、乌克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则连商业性代孕也予以允许。
相反,也有不少意见认为,代孕合法化可能将女性的妊娠与生殖商品化,并可能引发围绕出生儿童的法律纠纷以及各种社会、伦理问题,因此应当谨慎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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