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由被称为“最了解中国的西方政治家”的前澳大利亚总理撰写、分析美中关系的研究著作。他自十几岁起便对中国产生兴趣,在大学主修中国学,并曾在台湾留学,之后在中国担任外交官。据称,他在西方高级官员中拥有最为完美的中文能力,曾与中国高层官员直接沟通,并与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过八次以上的一对一会晤。作为一名外交官,他避免将中国简单定性为霸权国家,或直接将习近平描绘成独裁者。相反,他在从多位中国高层官员处获得的信息基础上,分析中国表面现象背后的国内背景、政治局势脉络以及习近平个人的野心。
“最严重的风险是围绕台湾爆发美中战争的可能性。我们必须承认,这已不再只是想象中的情景。如果台海、南中国海或东中国海爆发武装冲突,那么毫无疑问,将会爆发一场比当前乌克兰战争破坏力大数倍的战争。这场战争可能在陆地、海洋乃至太空全面升级。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也很可能被卷入其中。台湾将遭受巨大的人员伤亡。围绕台湾的冲突将对美中双方都是一场灾难,也会对两国的未来及其今后的国际角色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第10~11页
“次年我以总理身份访问华盛顿(之后还计划出访北京),在对美中关系中成功渡过危险时期表示祝贺之后,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讨论中国问题上。当时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公开主张台湾独立,这是可能引爆与中国战争的危险言论。布什调整了美国的政策,警告陈水扁,如果他继续玩火,即便爆发战争,第82空降师也未必一定会前往营救台湾。陈水扁随即清醒过来,而布什总统则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蒂芬·哈德利的帮助下,较好地处理了复杂的台湾问题。”——第78页
“那些在美国受教育、试图将美国模式应用于本国的中国金融与经济专业官员,在目睹美国经济危机后,遭到了其他保守派官员的批评。当时,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对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这样说道:‘我们一直在看着你们、向你们学习……可你看看你们的体制,亨克。现在我都不知道还能从中学到什么。’”——第79页
“我之所以将习近平的世界观描述为‘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是因为他在向党进行动员时依然极具意识形态色彩(不仅仅因为意识形态是列宁主义纪律的中枢),但在向人民发出号召时则极端民族主义。因此,习近平的思想并非如他所声称的那样,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深奥戒律进行的理论性全新修订。相反,它更类似一本精心编纂的行动指南,把一系列针对目标群体反复检验过的教训、公理与轶事汇集在一起,以情绪化的方式加以诉求。”——第92页
“我第一次见到习近平是在1986年。(……)他几乎不会照着讲稿宣读,而是像毛泽东或邓小平那样,直接而坚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同时,他虽然表现得十分坚定,却不会通过拍桌子等方式来施加压迫感。重要的是,包括与习近平在内的中国其他最高层官员进行长期、无论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交流,使我得以更为具体地了解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第127~128页
“习近平希望在党的历史中,将自己置于与毛泽东同等、而高于邓小平的位置。”——第134页
“2022年,他已年满69岁,实现让台湾回到温暖祖国怀抱这一梦想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成为那个把台湾重新纳入、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意味着在党和国家面前确认自己是足以与毛泽东比肩的存在。这也将成为压制内部批评、使其政治合法性永久化的功绩。按这一逻辑推演,习近平似乎会希望在自己的政治生命结束之前拿下台湾。在台湾问题上,他是一个急迫的人。”——第149~150页
“在卸任澳大利亚总理后,我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担任高级研究员,曾与中国的少将和中将们一起出席在美国国防大学举行的一次晚宴。(……)我清晰地记得,中国同行在谈到在东中国海单独与日本军队进行大规模交战时,表现出高度的军事警惕。他们设想的是一场美国海军或空军完全不介入的战斗,而中国军队非常清楚自己在这方面缺乏直接的实战经验。”——第246~247页
“如果美国和日本军队进入习近平所称的中国领土,他可以采取积极回应。然而,只要中国军队并非处于绝对优势,或者他不确信若只是观望后退却将在国内付出过于巨大的政治代价,他就不会任由任何事件升级到不可挽回的地步。”——第417页
“另一种情景是,美国对正在努力获取成熟核导弹能力的朝鲜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但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很可能对韩国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从而引发第二次朝鲜战争。再次强调,中国若直接进行军事干预,很可能会以支持朝鲜对抗韩国及其盟友美国的形式出现。(……)如果美国重启对朝强硬外交,这一情景就可能迅速变为现实。因此,Biden的任务是说服中国阻止朝鲜采取此类行动。”——第459~460页
“‘受控的战略竞争’的核心逻辑,是在维护坚固的政治护栏以最大限度降低危机、冲突和战争风险的同时,在外交政策以及整体经济与安全关系中,允许最大限度的竞争。因此,要想在相互接受这些条件的前提下,通过执行过程中的强制力来加以落实,双方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确信自己能够在这一框架内有效竞争并取得发展。当然,各国能否通过这种竞争提升本国利益,将取决于一系列在共识范围内的因素,包括经济成功、政治韧性、外交技巧、技术进步、各国所倡导的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体系的稳固性以及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吸引力等。”——第517页
《可避免的战争》 | Kevin Rudd 著 | Kim Ayoung 译 | 528页 | Geulhanga-ri出版社 | 定价3万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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