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率深层原因及对策研究>②
年轻人不生娃,背后是不平等的年功序列制
有人主张“50多岁员工应自我克制工资,缓解不平等”
要靠父母的钱才能结婚…专家也称“太过分了”
“只顾出台政策…结构改革和大妥协更重要”
“因为我在银行工作,比任何人都更常接触新婚夫妇,(……)在我看来,虽然不是完全一比一,但还是男性承担的部分更多一些。即使申请全租贷款,也不可能全额贷出来,所以目前看来还是男性负担更多。”
“其实如果没有攒下找房子的‘第一桶金’,很可能连考虑结婚这一步都迈不过去。因为一旦求婚说‘我们结婚吧’,接着说‘来看看我们到底存了多少钱吧’,结果一看,咦?没有?大多数情况下就到此为止了。”
“(结婚和养育子女)据说为了那些‘好处’,要承受的负面因素实在太多。虽然不孤单了,有了一个永远站在自己这边的人,确实让人很踏实,但除此之外伴随而来的其他东西——生孩子、婆家、人际性格冲突等等先放在一边,光是两个人磨合着一起生活这一点就非常辛苦。所以我那些已经结婚的朋友都劝我别结婚,说:‘没必要非要去做那件事。’”
不生孩子的青年一代……是不平等的年功序列制造成的
根据亚洲经济9日获得的保健福祉部《低生育率深层原因及对策研究》报告,国民对结婚、生育和养育子女的看法被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不公平的就业差距、畸高的房价、对结婚和生育的沉重负担、社会资本的解体以及过热的教育等,被指为低生育率的根本原因。
专家警告称,为阻止“人口地震”所剩的黄金时间只有10年。此后,再出台生育对策也难以见效。然而,韩国去年总和生育率已降至0.78人,位居全球最低行列,今年甚至有预测称可能跌破0.7人。若要在10年内克服低生育率,与其把精力耗在零碎的政策项目上,不如尽快推进大规模结构改革,这一主张正不断获得支持。
报告提到的低生育率核心原因之一,是以就业为中心的代际不平等。韩国国内劳动市场以“工龄越长、报酬越高”的年功序列制为主。1950年代后期至1960年代初期出生的第一代婴儿潮一代,是享受正式工年功序列制时间最长的一代。报告分析指出,随着企业负担加重,这对青年就业岗位增加和工资上涨产生了负面影响。
经济实力决定着结婚和生育,而当前青年群体形成资产的机会却十分有限。参与研究的一位专家指出:“外汇危机之后幸存下来的那一代,通过年功序列制获得了职业和收入的稳定,这反而可能制造出了低生育率的因素”,“不禁要质疑,特定世代和群体的‘倾斜式稳定’是否在其中产生了影响。”
因此,有观点认为,要解决低生育率问题,就必须打破正式工的特权。其逻辑是,只有抑制50岁以上人群的工资水平,才能缓解青年失业、削减代际不平等,从而为克服低生育率提供动力。也有声音主张,应将年功序列制改为以生产率和岗位价值为基础的工资体系,并同步推进普遍福利国家项目和劳动市场的灵活化。
没有父母资助就结不了婚……不平等已“越界”
青年群体内部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也被视为削弱结婚和生育意愿的因素。实际上,对比2008年和2018年,收入排名前10%人群的结婚率变化不大,但收入排名后10%人群的结婚概率却大幅下降。也就是说,如果得不到父母的支持,结婚、生育和养育子女就会变得困难,从而出现了“阶层化”现象。
专家们在综合意见中一致认为,“作为结婚资格条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越界”。他们尤其指出,单凭劳动所得已难以负担房价这一现实。为了帮助子女购置不动产,父母纷纷出面干预,导致婚姻市场因资产多寡而变得僵化到需要为结婚深思熟虑的程度。
报告认为,由于房价问题,男性的结婚意愿也有所下降。通常在人口学中,女性地位提升被视为导致结婚率和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但在韩国,男性在购房问题上的压力过于沉重,从而使结婚、生育和养育子女问题更加恶化。
工作与家庭仍难以兼顾的环境,也被列为打击生育意愿的罪魁祸首之一。根据统计厅的地区别雇佣调查,2021年因生育或子女教育而处于非就业状态的职业中断女性比例高达44.7%。虽较2016年的51.6%略有下降,但仍意味着近一半职业中断女性因子女养育而面临困难。
报告最终指出,应在世代、阶层和性别领域达成“大妥协”,构建新的秩序,使青年一代获得更多机会。与其只钻研微观层面的政策项目,不如像瑞典的“标准工资社会大妥协”那样,推动社会体系的转型。为此,报告呼吁,不仅要在劳动领域,还要在养老金等代际、阶层分化极为明显的领域调整利益关系,摆脱对立性的性别冲突结构,并消除因性别和育儿而产生的职场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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